棄嬰增加反證“棄嬰島”的價值

在西安、南京、深圳等地，棄嬰島陸續投入使用。據報道，南京棄嬰島自12月10日啟用以來，幾乎每天都收到棄嬰，“最近幾日，還有外地父母開車將孩子送過來”。啟用兩周，棄嬰驟增，讓一些福利院頗為尷尬。（12月24日《大河報》）

早在棄嬰島設立之初，就有人擔心：它會變相鼓勵棄嬰行為。而今看來，這份擔憂儼然已被驗證。無論是“外地父母特地前來棄嬰”，還是棄嬰數量劇增，似乎都說明，棄嬰島確實給遺棄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

乍看上去，棄嬰島確是像為棄嬰提供了“作案現場”。不設攝像頭，報警按鈕設延時功能，能讓棄嬰者“全身而退”，少了道德風險；而棄嬰島內設保溫箱等，可為孩子提供暫時庇護，也能消減棄嬰者的精神負罪感。這也難怪，不少人認為，棄嬰島存在的意義，與“棄嬰違法”的法律背離。

可是，棄嬰劇增果真是棄嬰島的“原罪”？這個問題，其實應拆解成多個命題：棄嬰違法，雖是倫理共識、法律規約，可棄嬰現象能因此杜絕嗎？啟用兩周棄嬰達到十多個，是受棄嬰島刺激的結果，還是在正常范圍內？棄嬰增加，源于棄嬰島的潛在誘導，還是遏制棄嬰現象不力？

應看到，對棄嬰的違法定性，無法消除其衍生土壤。無可否認，在時下，有些棄嬰行徑確實能歸因于倫理決堤，但更多棄嬰行為與家境貧困、嬰兒系病患有關。也正因如此，想讓棄嬰現象“清零”純屬奢望。實質上，即便在發達國家，棄嬰現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棄嬰現象與棄嬰島存在的先后不容顛倒。

棄嬰存在情法糾葛，不意味著，對棄嬰現象譴責與遏制的同時，該對遭遺棄的孩子無動于衷。既然“多因一果”的棄嬰現象難被禁絕，“新生兒遭棄垃圾桶”事件又時有發生，與其搞道德審判，不如優先考慮孩子的生命權；與其讓他們被偷偷扔進垃圾桶、廁所，不如對其予以兜底性救濟，讓他們遭受“命若垃圾”的厄運。

棄嬰島說到底只是福利院的前端延伸，它固然改變不了遺棄嬰兒的行為本身，但從“結果導向”看，它能提升棄嬰存活率，讓棄嬰少受些磨難。而就現在看，很難說某些人的棄嬰沖動與棄嬰島的“誘導”有因果關系。將棄嬰增多歸結為視作棄嬰島帶來的尷尬，本質上也是誤讀。

棄嬰增加，只能說明在棄嬰島這類保障舉措完善前，“托管”嬰兒的訴求已被積壓太久，以至于有了棄嬰島后，它立馬噴涌。事實上，這正是對棄嬰島存在價值的凸顯，而不是對棄嬰島的否定。這也是對保障補全、源頭遏制的倒逼，比如應適當擴充福利院規模，拓展社會化救助渠道，比如對重癥嬰兒設立專項資金，比如提供對某些常見遺傳病的免費產檢，

事實上，保障被棄嬰兒的生命權與遏制棄嬰，本不矛盾。將棄嬰增加說成是棄嬰島的“法律悖論”，有些牽強。如果說有些棄嬰現象只因缺乏擔當，是良知消泯，那充其量表明，對棄嬰行為的法律震懾、源頭疏導還不夠。

前不久，針對深圳棄嬰島事件，民政部就曾表態：棄嬰島是以“生命至上、兒童權益優先的原則為出發點”，與刑法打擊棄嬰犯罪并行不悖，它也將全國推廣。試想，若棄嬰島覆蓋面更廣些，而非零星分布，棄嬰哪會驟增？

說到底，棄嬰增加不是什么尷尬，而恰恰反證了棄嬰島的存在價值，昭示出保障舉措的亟待加碼。棄嬰島的存在，不是要將棄嬰行為“合法化”，而是指向更完善的兒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