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村官腐敗的背后推手

據報道，一些地方近年被查辦的村干部七成涉及征地拆遷。在此之前，廣州市已對村官實施出國審批管理，2014名村官統一上繳了護照，原因是當地3名村干部十幾年間“鯨吞”1.27億元補償款。

村官其實不是“官”，無論是村支書還是村委會主任，說到底都是農民身份，而非公務員。但不是“官”的村官也有不小的權力，監督不到位，也容易滋生腐敗。這固然有村官個人道德敗壞的原因，但也應該看到村官腐敗的背后還有或明或暗的權力推手。

一些村官在任多年，長期侵占集體利益，腐敗已經公開化，但利益受損的村民又很難撼動他們。究其根源，不得不承認有些村官的行為得到了當地政府部門的默許。尤其是在征地拆遷的博弈過程中，一些被政府部門看好的項目就可能因為價格談不攏而延緩或擱淺。此時，政府部門有時會委托村級自治組織進行“包干”，這就為村官的腐敗留下了空間。“包干”難免變蠻干，在一些政府部門看來這卻是有魄力的。一些基層政府也傾向于讓這樣的人當選村干部。大權獨攬又得不到有效監督，村官中走出大貪也就不稀奇了。

新型城鎮化的推進，離不開廣大農民的平等參與和共同分享。如果村官腐敗得不到有效遏制，不僅集體土地增值收益難以實現公平分享，即便一些低保戶的“救命錢”都可能被順手牽羊，這些已經得到驗證，也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原文刊于1月7日《齊魯晚報》，有刪節，原題為《村官“坐地生財”也會扭曲城鎮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