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止“聚眾哄搶”亟須“法責眾人”

近日，甘肅榆中縣公安局透露了對“1·4”聚眾哄搶橘子案進行的查處情況。4名積極參加哄搶者被行政拘留并處罰款，還有30人受到批評教育等處理。但截至昨天，無一名哄搶者退賠，貨主、車主依然為巨大損失焦頭爛額。（1月12日《京華時報》）

在榆中這起聚眾哄搶橘子的事件中，警方一度鳴槍示警，希望制止眾人的哄搶行為，將這起哄搶事件推上了道德批判的新高度。此次對哄搶案件中4名帶頭哄搶者給予行政拘留和處罰款的懲罰，同時對參與哄搶的30人進行批評教育，給了受損失的貨主和車主一個法律上的交代。然而，在這種群體性侵犯私人財物的案件中，如何追回損失以及避免下次再出現類似事件才是最應該引起有關部門反思的。而從更實際的處置方法上，破除“法不責眾”的處事邏輯或是制止此類事件的重要突破口。

“聚眾哄搶”之所以能出現，與事件中參與搶奪者人數眾多，責任分散有著較強的關系，從心理學上講，眾人共同參與了搶奪，自身所受到了道德壓力較小，加上之前此類案件很少有大規模嚴肅處理的，不少人就將此視為天上掉餡餅的好事，抱著僥幸心理進行搶奪。因此，根據法律對所有參與哄搶的人進行相應的懲罰，使他們感受到不法行為所帶來的結果，是不可缺少的一步。而在此次案件中，眾人受罰和受教育后，貨主和車主的損失仍然沒有追回，反映出案件責任的分配上，仍有可改進的地方。

“罪罰相當”是對司法公正的直觀解讀，具體到侵犯財產案件中，追回受損財產是天經地義之事，然而，在群體事件中，由于人數眾多，場面混亂，從法律上能對搶奪者中“主要責任人”進行質的認定，但從涉及的具體的數額上，卻很難認定，尤其是哄搶中被眾人損壞的物品，責任更加難以判定。這些就導致了受害人只能無奈獨自承擔“人禍”帶來的損失。聚眾哄搶事件的誘因之一是責任分散，那么在認定了責任賠償的基礎上，對其他未能認定的損失進行群體賠償，將所有參與哄搶者的責任納入到事后賠償中來，是可以考慮的解決之道。

我國《憲法》第13條規定：“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但現行的對聚眾哄搶的處理辦法，因為操作上的“無力”，使得法律對公民的財產保護實際成為半句空話，而從法律上補上受損者財產保護的真空地帶，應當是司法義不容辭的責任。

同樣是搶，面對“聚眾哄搶”人們通常會將其與“搶劫罪”相比較，做為侵犯財產罪中危害性最大、性質最嚴重的犯罪行為，搶劫罪只要一經認定，起始刑期就是三年。但“聚眾哄搶”的懲罰情況則是“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罰金”懲罰相對較輕。但需要指出的是，“聚眾哄搶”參與人數眾多，社會影響較大，屬“群體事件”，對公共道德的沖擊尤其嚴重，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而將“法責眾人”真正落到實處，或是解決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