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要的不僅僅是父母回家過年

這是1月20日發生在安徽省望江縣的一起悲劇。9歲留守兒童小林（化名）在放寒假當天上吊自殺。就在這一天，他聽到了母親今年又不回家過年的消息。這一天，離2014年春節僅僅還有11天。（1月25日 《北京晨報》）

一個九歲男童，用自縊的方式來回答了母親無法回家過年的親情難題。這樣讓我們心痛的慘劇，之前也有過類似：2008年的時候，安徽一個12歲少年在祠堂邊自縊身亡。2010年的時候，陜西有5個小學生喝農藥自殺，4個是留守兒童。2011年，西安有一名10歲的留守兒童喝農藥自殺。這樣的極端案例雖然是極少數概率，但不能忽視的是，我國有最少6100萬的留守兒童基數，這幾乎占了全國兒童的五分之一。

不僅是留守兒童，留守婦女和老人一樣是個問題。江西政協委員熊彤的“留守婦女性壓抑”論，現如今已經塵囂甚上，而尷尬的是解讀的聲音卻各有不同。而留守老人，這其中就有很大部分是第一代外出打工者，他們對于離家和堅守，都有著不同的感同身受，雖然是過來人，但他們對于親情的渴望，同樣不能被最小化。

在農村空心化的群落中，留守兒童是最讓我們心疼的。在大人世界的字典中，外出打工或許是為了讓孩子有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未來。然而因為和上一代親情的直接切割，且時間跨度也遠超過孩子們的心理承受底線，他們的未來雖然還不曾知曉，但是現在，就已經構成了不小的問題。

其實不管是政協委員，亦或是眾多媒體，早已經把“留守”二字觀察的爛熟，而去年人大代表劉麗也同樣就進城打工者的“臨時夫妻”發言。現在看來，舊有的戶籍制度必然要為新興的城鎮化來進行配套更新，甚至是改革性的動作。如果這樣，留守群體的焦慮將會得到根本上的緩解。另外，財富的分配形式的優化，也是留守群體在城市中獲得尊嚴的最起碼保證，非如此，才能從“基本的謀生手段”轉換成“有體面的社會分工”。

逝者已逝。留守兒童之殤，是我們整個社會都沒法逃避的問題。在中國過去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很大程度是依仗著人口紅利而前進，這其中農村外出務工人員的貢獻居功至偉。而時至如今，還有多少打工者因為不舍春節的加班工資，或者是糾結于回家的路費，而選擇不與孩子過年。然而，對于幾乎沒有什么物質欲望的留守兒童來說，這堪比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錢沒錢，回家過年。對于凝集著團圓美好的短短十幾天，卻需要讓孩子們用近乎一年的時間去等候，這對他們實在不公平。大人們出于責任，理應給他們更多，也別說連過年都不回家。孩子渴望父母的期許，是最讓人動容的，如果可以，還是請收起行包回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