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責任欠賬不能都讓“老啃族”扛

“老啃族”對農村的物質供給和贍養,很大程度上是在為缺位的公共財政承擔責任、行使職責

80后劉小萍的月薪無法支持家里建房子,轉行去沐足閣做技師。房子建起了,她的手也變得粗糙、關節腫大變形了。“為了給父母一棟養老房,可以說毀了我的人生。”與“啃老族”不一樣,這類過度負重的人群被稱為“老啃族”。(據南風窗報道)

“老啃族”,描述著如今眾多出身農村的“80后”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背負著歷史對父母的虧欠、農村“泛家族關系”帶來的沉重人情負擔,他們猶如生活在一個漩渦當中,長時間被動打轉,很難爬上來,卻容易沉下去。

“老啃族”有著城里人未經歷的故事和難以理解的心結。他們通過上大學、打工等方式脫離農村、進入城市生活軌道,他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的過程,并不是一段充滿玫瑰色想象的浪漫歷程,相反,對于大多數人而言,那是沉重的往事:為了供子女上大學,貧苦的農民父母窮盡一生積蓄,東借西挪,或者舉家族之力才勉強湊足學費,甚至被迫做出其他犧牲,比如適齡的兄弟姐妹放棄上學,外出打工為家庭分擔經濟負擔。當寄托著家庭甚至家族希望的大學生們畢業并在城市工作后,自覺或不自覺地面臨向家庭“還債”的問題。

基于深厚的傳統文化,這種“還債”和反哺,往往首先是道義上的,然后才是法律、契約意義上的。它充滿了溫情和道德感,以致年輕人很難理性地正視,遑論有“忘恩負義”之嫌的拒絕。

實際上,沉重的道德和經濟負擔,不應該完全由“老啃族”——這些并不算強大的個體來承擔。往往被忽視的是,承擔這個責任的主體,其實還有國家公共財政和社會。

長期以來,“老啃族”對農村的物質供給和贍養,很大程度上是在為缺位的公共財政承擔責任、行使職責。換言之,這些由農民子女還的“債”,其實是公共財政欠下來的。

長期以來的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民和農村是貧窮代名詞。國家通過農業稅和工農產品“剪刀差”等形式服務工業和城市,許多農村卻陷入凋敝。改革開放后,農民收入有了增長,但并沒有享受與市民同等待遇,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擴大。至于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也曾長期沒有顧及農民。

當城市老人享受由公共財政兜底買單的退休金、社保時,農村里年邁的父母們,要么仍和他們的長輩一樣,按世代流傳下來的傳統由子女贍養,要么把求助的手伸向遠在城市謀生的子女們。只有極少數孤寡的農村老人,才可能享受到公共養老院的供養。

現如今,情況正在好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本月上旬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合并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建立全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中央財政還將對中西部等地區給予更多補助。雖然農村長期存在的“負福利”等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決,但是,隨著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城鄉收入差距縮小,“老啃族”現象應有望得到逐步緩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