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要真放，管要真管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落實改革要求、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

前不久，有中央領導同志到基層調研，了解大學生創業者是否需要增加“營養”。有創業者反映，股權變更登記太復雜，影響了資金引進，把投資者給嚇回去了。一番對話，引發思考：政府是不是管得過多過細過死了？是否存在該管的沒能完全管住管好，而該放的沒有徹底放開放到位，甚至出現明放暗不放、這邊減那邊增的現象？簡政放權要“乘勝追擊”，必須時刻回答好這一命題。

作為本屆政府的“開門第一件大事”，去年中央政府下放取消了416項審批事項，力度前所未有，變化立竿見影。與之相伴的是，新注冊企業增加27.6%，其中私營企業新增30%，創下10多年來最高。企業找政府的少了，地方跑北京的少了，簡政放權這門“當頭炮”，成為“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的利器”，“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的釜底抽薪之策”。事實證明，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簡政放權是重要的突破口、切入點。

繼續解決創業難、就業難等民生問題，破解減少權力尋租、鏟除腐敗等改革難題，就要更好地激發市場活力、調動社會創造力，更有效地發揮政府這只手的作用。在這一過程中，解決好一些環節“放沒有真放、管沒能管住”問題，尤為關鍵。

對于政府來說，削手中的權，去部門的利，割自己的肉，不簡單，也不容易。現實中存在的種種“腸梗阻”現象，充分體現了這種自我革命的難度。一是放權不對位。給海島城市下放草原經營許可，向缺煤地區下放煤炭開采類許可事項，看上去權力不少，實際上有權難用。二是放權有水分。一些行政審批事項中央下放了，省市又撿起來；部委取消了，協會又如獲至寶；行政審批少了，“紅頭文件”倒多了。三是放權不徹底。受理權放了，終審權緊攥手中；決定權放了，發證權卻不放，于是出現一半環節在上級辦、一半環節在縣里辦的“兩頭跑”現象?？朔@種“沒好處的容易放，有油水的死命攥”的苗頭，是簡政放權的難點，也是深化改革的重點。

今日之改革，啃的是硬骨頭，涉的是險灘，戳的是痛處。如果政府部門安于現狀不想改，畏首畏尾不敢改，左右觀望等待改，怎么能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馬前卒”？如果“變相審批”搶灘登陸，“隱性審批”暗流涌動，“灰色地帶”依然存在，企業投資創業的積極性如何激發，群眾對改革的信心又如何堅定？在這個意義上，政府轉變職能的實際成效，影響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節奏；而簡政放權“向自己開刀”的力度，則直接來自于政府推進改革的勇氣擔當。

這種擔當，既體現在通過大力放權，“讓市場更有效”；也表現為通過強化監管，“讓政府更有為”。必須看到，放權的過程也是強化監管的過程，我們不僅要撒歡一匹名叫效率的駿馬，也要給馬套上一副名叫公平的轡頭。前者是市場作用，后者是政府作為。從這個角度看，簡政放權絕不是讓政府當甩手掌柜，玩大撒把游戲?？茖W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面對權力下放的過程，如何構建聯動機制，讓上面放得到位、基層接得住盤，使權能匹配、權責對等、權屬清晰？面對簡政放權后的市場，有沒有事中事后的監管能力，能不能建起橫向到底的監管網絡和科學有效的監管方式，進而跳出“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這些問題的回答，并不比“真放權、放真權”容易，不僅需要大公無私的勇氣，更需要善于學習的智慧。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指出，我國目前政府體制面臨的主要問題，是管了太多管不了、管不好、不該管的事情。正所謂“少則得、多則惑”，把該放的權真正放開放到位，把該管的事切實管住管好，才能收放自如、游刃有余，真正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全面正確履行政府職能”的改革要求，從而破除沉疴積弊、釋放改革紅利，積微以成著，行穩而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