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考核機制才能防治“為官不為”

自從中央出臺多種規定約束官員之后，“為官不易”的感嘆就不時出現。規矩多了，官不那么好當了，就影響了官員的積極性，于是“為官不易”的衍生品就出現了——“為官不為”。

4月20日，在第二批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推進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組長劉云山說，遵守規矩不是無所作為，“為官不易”不能“為官不為”……

比起以前，現在某些官員正面臨上下雙重壓力：在消費公款時有“八項規定”等紀律的管束；來自上頭的巡視組不知道會找到什么人談話，會問出什么問題；那些在“為官輕易”時候所犯的錯誤，不知道何時東窗事發；那些情人，也未知何時一不高興，把照片、視頻翻出來“曬”到電子媒介上；在公務活動及日常生活中，又要面對無處不在的手機相機，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傳到網上，遭到萬眾圍觀……而在中央嚴管干部之前，尤其在互聯網發達之前，哪怕出了問題，也往往可以通過人脈關系進行“消聲”處理。

但現在所說的“為官不易”，也只是針對過去而言，與某些國家和地區的官員一言一行都時時刻刻納入公眾和媒體的視野相比，我們的官員還遠未到“官不聊生”的地步。某些官員現在感到“不自由”，是因為過去太自由；現在感到“日子不好過”，是因為過去太好過。正是過去太自由太好過，使一些官員產生驕嬌二氣，一旦遇到“緊日子”就唉聲嘆氣怨懟連連。

當官的感覺沒有過去那么好之后，自然就會影響到一些官員的積極性，就出現了“為官不為”現象。官場中本來就有“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和“槍打出頭鳥”的潛規則，現在日子緊了，群眾評議的分量也有所提升，而管人管事越嚴格，就越容易得罪人，一些官員干脆就當起了好好先生。

在我們這里，官員的紙面收入并不高，以前因為可以消費“三公”，還有灰色收入，實際待遇并不低。現在三公消費受限制，灰色收入有風險，僅靠工資消費顯然就沒有過去那么瀟灑了。于是有的官員提出了“拿多少工資干多少活”的“相對論”。

我們承認官員也是人，也要吃喝應酬，應該有保證基本消費的收入。但官員的收入，大多數還是在平均線之上，如果僅僅因為額外的收入受限制就消極怠工，那么我們不用“為人民服務”的高標準要求，只用基本的職業道德衡量他們，也同樣難以達標。

面對從“為官不易”到“為官不為”的現象，我們恐怕不能只用大道理來教育感化官員了。這不是說我們不需要大道理，而是大道理曾被過度使用，使許多人產生了“抗藥性”，已經不那么靈光了；而且大多數官員本身就是大道理的熟練傳播者，經常用以教育部下，從來不缺對大道理的了解。我們現在需要的，是用科學的考評制度去考察官員，讓“為官不為”的人無法在官場混下去。

然而，我們官員的選拔任用機制，還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還有急需補上的短板。“為官不為”現象能夠產生并且持續，正是干部選拔任用問題的表現。

（作者是本報首席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