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最嚴問責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李克強5月14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快生產性服務業重點和薄弱環節發展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討論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修訂草案）》，提出建立最嚴格的監管處罰制度：對違法行為加大處罰力度，構成犯罪的，依法嚴肅追究刑事責任。加重對地方政府負責人和監管人員的問責。（5月15日《新京報》）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亂世須用重典”，強調嚴厲問責的威懾力。這些年來，食品安全事件屢見不鮮，固然有多重主客觀因素，但毋庸諱言的是，極低的違法成本，也是整飭乏力的根源之一。正如李克強所言，“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政府出動前所未有的警力，清剿問題奶粉和違法犯罪分子，結果因為當時的法律法規所限，很多違法犯罪分子只付出了很低的成本。”六年后，回溯當年的處置程序，中國乳業公信重塑艱辛，誰說不是問責缺乏刮骨療傷的勇氣與作為所致？

一邊是舌尖上的中國美奐美輪，一邊是食安里的中國百廢待興。除了監管之責外，加重食安事件問責力度，恐怕既是民心所向，更是大勢所趨。中國食安事件問責中的違法成本之低，可以通過以下數字來佐證——僅以上海為例，今年年初，“2013年上海食品安全白皮書”發布，數據顯示，2013年全年凡是跟食品衛生安全有關的各類罰款是1.13億元，比上一年增長了33%，看似力度不小，但對應的違法案件是12395件，一件平均處罰9090元，用地方人大代表的話說，“太便宜了”！且這其中還有農委、工商等好幾個部門，純食安領域，處罰案件8741件，收沒罰金是6727萬元，平均7696元一件。客觀地說，上海食品安全監管還算好的，只是，這樣的違法成本，加上“行政處罰多、判刑的少”，真能嚇住制假售假者？

食品安全，人命關天。既然要兜底人命，自然就要拿出嚴肅的姿態。從食品安全修法動議初始，業界就普遍認為，衡量食品安全法修訂版本成功的試金石，就是看消費者維權收益是不是高于維權成本，商家的違法收益是不是低于違法成本。2014年3月28日，國家食藥監管總局與公安部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確認國家將專設食品藥品違法偵查局，以加強打擊食品藥品犯罪的力量，保障國民“舌尖上的安全”——加之眼下國務院會議的表態，頂層設計以“嚴字訣”重審食安管理的理念呈現無疑。

只是，如何以最嚴問責保障舌尖上的安全？這個問題，顯然不只是有法可依那么簡單。事實上，我國在食安領域的立法也并不少，尤其是刑法修正案(八)增設了食品監管瀆職罪，將最高法定刑從7年提高到10年，法定刑重于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遺憾的是，在食安大案中，由于管理多頭、職責不清，行政不作為亦難以處罰的景象并不鮮見。可見，有法可依或健全處室僅僅是第一步，最關鍵的還是兩個問題：一是如何確保監管責任明晰到位，二是如何保障最嚴問責不在執法中被稀釋。

徒法不足以自行。就像明星虛假代言，從廣告法到食品安全法、再到新消法，一次次期待，一次次在司法實踐中落空，虛假廣告甚囂塵上，代言明星盆滿缽滿。食品安全執法如何一嚴到底，這是個需要拭目以待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