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關系需要一場定名行動

從黨內一律互稱“同志”，到以職務頭銜、行政級別代替“同志”的稱呼多了起來，“老板”、“老大”不絕于耳，甚至發展出一套官場“稱謂學”。該怎么稱呼越來越成為一個問題。自廣東省紀委日前發出關于嚴明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之間稱呼紀律的通知以來，一場關于糾正“四風”在稱呼上的表現的討論隨之掀起。

在討論中，很多人提到這樣一種現象，現在，不管是下級稱呼上級，還是上級稱呼下級，都有些無所適從。繼續稱“同志”總覺得很尷尬，于是，嚴肅一點的話，就以姓氏加職位稱呼，再來就直接借用一些社會上的稱謂，例如，“老板”、“老大”、“哥們”、“兄弟”等等。后一種情況，被認為是庸俗化、江湖化的表現。

姑且不論稱謂江湖化是不是有那么糟糕，僅就稱謂的尷尬而言，它在官場的出現并不特殊。換句話說，稱謂的尷尬呈現于社會各個層面。

稱謂其實與特定的歷史背景、社會關系甚至價值觀念聯系在一起。新中國成立后，我們曾對人際關系以及相應的稱謂作過一次重新界定。幾十年來，這些稱謂慢慢固化下來。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經濟、文化、社會、政治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有些稱謂如果繼續沿用已顯得不合時宜。這個時候，怎么稱呼的問題突然地冒了出來。

舉個簡單的例子，兩個人在街上相遇該怎么打招呼，稱同志還是先生、女士？有些則是舊的稱謂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兩種意義同時使用，時而造成歧義，比如，吃飯的時候把女服務生喚作“小姐”。

進一步來看，社會不同方面的豐富化、多元化，既改變了此前用以界定稱謂的社會關系，也引入了更多包括稱謂在內的新詞匯。反過來說，稱謂上的變化，是社會轉型、各種社會關系調整在不同行業、領域的反映。

應當說，三十多年的發展轉型，社會關系中“實”的部分的調整已經基本到位，但名實關系的調整，具體到怎么定“名”、如何稱呼，則情況不一。有些新出現的稱謂在反復運用的過程中，已經固定了下來，但有些沒有完全固定稱謂的地方，仍處于調整轉型期，這也就形成了同一個稱謂在不同領域相互借用的趨勢。

官場內的稱謂混亂，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行政系統內部關系的變化。以“同志”相稱的平等政治意識被打破，科層制等級意識變強，但系統內沒有形成新的規則界定這種關系，于是，只好借用“老板”等系統外稱謂。其背后的復雜性，不能草草地以庸俗化、江湖化作結。

脫離稱謂困境，需要進行一場全社會范圍的定名運動。其目的，在于給特定社會關系一個明確的稱謂，同時，對原有社會關系定義下，像“瞎子”、“賣淫女”這樣的，帶有侮辱、歧視性的不恰當模式進行修正，即從稱謂層面體現文明社會價值導向。可以看到，社會組織、輿論已經就后一個問題不斷自發地進行修正，而領導稱謂上，更多可能要依靠行政系統有意識的自我確立。

□ 本報評論員 付小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