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親屬投靠，特大城市不“除外”又何妨？

5月23日，廣東省公安廳有關負責人表示，廣東將全面調整城市戶口遷移政策，進一步放寬直系親屬投靠條件，除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的老人投靠子女有所控制外，其他各地直系親屬間相互投靠（夫妻、子女、老人投靠）均全面放開，隨時辦理。（5月25日《新快報》）

放寬直系親屬的戶籍投靠條件，不僅是戶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更是“以人為本”、“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內在要求，“全面放開，隨時辦理”無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盡管廣州、深圳兩個特大城市“有所控制”，相比于不放開，是一種進步，但在整體中的例外，還是非常惹眼，讓人懷疑“以人為本”的徹底性。

任由特大城市不斷膨脹，影響的不僅是特大城市的居民本身，也將進一步導致中國的不均衡發展，更多的人會成為特大城市膨脹的間接受害者，因此，適當控制特大城市規模，這是有社會共識的。然而，控制特大城市規模，是否簡單等于控制特大城市戶籍人口的規模，這是值得商榷的，因為其實質只不過是掩蓋“福利歧視”的掩耳盜鈴罷了。

戶籍制度改革的消息，之所以牽動著社會的脈動，根本原因不在于戶籍本身，而在于戶籍附著的福利。我國的現實情況，則越是特大城市，戶籍附著的福利越是優厚，因此其戶籍的吸引力也就越強。正因為如此，很多中小城市基本上已完全放寬了落戶限制，甚至還出現趕農民進城的現象，但吸引力卻不強，還引發了系列矛盾。

因此，如果我們仍將控制特大城市規模的思路放在嚴格的戶籍控制上面，就不僅難以解決特大城市的膨脹問題，而且也不利于“新型城鎮化”的均衡發展。可喜的是，作為首都的北京，思路已經在慢慢變化，不僅推出了與戶籍制度掛鉤的居住證制度，而且已經開始主動對城市功能定位進行調整，還將京津冀一體化上升到了國家戰略的層面。

那么，“新型城鎮化”建設的路徑，就相對比較明確了，一方面，固然是廣大中小城市的大力發展，全面放開建制鎮和中小城市的落戶限制，以及促進人的城市化的系列配套舉措；另一方面，特大城市也必須通過對功能定位的調整，釋放對周邊城鎮的拉動作用，并采取措施，盡快抹平因戶籍造成的公共福利待遇差異。

無論是中小城市的大力發展，還是特大城市的宏觀調控，都需要強大的內生動力。對特大城市來說，它們正是歷史原因的受益者，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改革惰性”和“路徑依賴”的問題。因此，就更需要“頂層設計”倒逼特大城市主動調整。而在戶籍制度改革的過程中，對特大城市設置太多的“例外”，顯然不利于激發它們的內生動力。

無條件放開特大城市戶籍顯然不現實，這一點大多數人都能理解；但在直系親屬投靠的問題上，其本質是“以人為本”，而且本身就含有特定條件，再置于“例外”之中，就讓人難以理解了。“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內核，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核，因此，在“以人為本”為指導思想的改革中，就不應該設置過多的例外，否則就有標榜的嫌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