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理性推動城市進步

逃票、群租……城市管理中的 “老大難”問題，往往關系到公共資源與個人利益沖突的交集，“一刀切”的整治方式往往容易激發矛盾。實踐證明，在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上，除了建立起各項現代制度與科學決策機制，還需要以城市理性推動城市進步，讓管理行為與城市精神與價值取向相向而行，才能起到順勢而為、順水推舟的治理效果。

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上海軌道交通的逃票人數大降50％。這跟上海提高了逃票處罰力度和率先實施誠信記錄系統密切相關。過去，管理者處理逃票者的手段不多，除了教育，只能象征性地罰一點款，人力上也管不過來。曾有一種觀點，是不是把逃票者的照片張貼出來“示眾”以儆效尤，外省有些地方也已經這么做了，據說效果還不錯。

不過，在制定有關軌道交通管理辦法時，經過充分公開和廣泛的討論，上海最后沒有采用這種辦法，而是采取了加大罰款力度并結合把逃票記錄到個人誠信系統的手段。個人誠信記錄實際上是一個中立系統，不屬于行政部門也不是商業或私人機構，引入這樣一個第三方加入治理結構，突破了原本“警察抓小偷”式的直接對立關系，而且從剛性的行政處罰過渡到柔性的機制約束。市民們因此也紛紛關注起誠信檔案的問題，在議論中樹立起了“不良誠信記錄讓失信者寸步難行”的觀念。這樣的治理方式對乘客們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沒有觸及逃票者的個人尊嚴或直接處罰他們，但是用看不見的行為機制約束了“私德”的失范，其背后的治理邏輯是順應城市價值取向，在取得市民普遍支持與理解的基礎上開展行政管理。

與逃票相似的是，群租問題多年來也一直是社會治理的難點。上海在8年前就開始討論如何通過地方立法來管好群租，然而當時的市民對群租的認識看法和重視程度并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群租的確符合了一部分市場需求，其泛濫程度也還在一個發展的過程中，大多數市民抱有“只要不發生在我住的樓道里就無所謂”的態度。加上房東和房客對自身利益的維護，物業部門也多數存有不想管、不愿管、不敢管的心態。因此，盡管8年來反復有過相關討論和一些負面事件，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行政管理手段，但在總體上并沒有打破這樣一個輿論氛圍。直到群租現象越來越頻繁地引發鄰里矛盾、火災、漏電等安全事故后，市民們的認識逐漸發生了轉變，群租已經不是一個局部問題，而是可能跟每個人都相關的安全隱患。在這樣一個民心基礎上，上海適時推出《居住房屋租賃管理辦法》，進一步嚴格認定了群租標準和相關各方的安全責任，結合群租多發地區的安全隱患查處和整頓，使群租市場迅速降溫。從房東、房客、中介、社區到監管部門，多方在有一個基本共識的前提下，在治理上形成了合力、減少了阻力。

城市理性，倡導開明睿智，表面上看降低了效率，但它是為了形成共識和追求最大公約數。我們已經身處利益訴求多元化時代，現代治理在城市運營中更是體現出要與多種元素、多種利益協調治理的特點，牽一發而動全身。依靠單方面權威推進社會管理，效果在減弱，隱患也很多。“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關鍵在體制創新，核心是人，只有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才會安定有序。”要防止個人的非理性表達，協調好各方利益，要懂得順勢而為，順應人們的合法權益和真實需求，重在通過價值取向和精神引導來推動城市理性的進步。

“海納百川、追求卓越、開明睿智、大氣謙和”，作為站在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的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上海應當繼續抱著開放的心態，在城市治理的探索上，為迅速城市化的中國積累更多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