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以人查房”的 “限制”不能走樣

近日，國土部正計劃上報的《不動產登記條例》，對最敏感的“以人查房”問題，明確了“依法查詢”的原則，對社會職能服務部門開放查詢服務系統，同時有限制地放開個人“以人查房”查詢服務系統。（6月2日《新快報》）

可否隨意“以人查房”，世界各個國家的法律規定是不盡相同的。但“以人查房”在我國之所以成為一個敏感問題，與我國公眾對腐敗的“恨之入骨”是緊密相連的，因為我國還沒有國外那樣的官員財產公開制度。“房叔”、“房嬸”們的落馬，很大程度上就要歸功于“以人查房”的漏洞，正因為如此，當一些地方出臺限制或禁止“以人查房”的措施之后，迅速遭到了公眾和輿論的質疑。

這次，國土部起草的《不動產登記條例》有限制開放“以人查房”，表面上是對“以人查房”持支持態度，但能否符合公眾期待，關鍵就在于其“有限制”不能走樣，否則就可能異化為實際上的限制或禁止“以人查房”。關于“以人查房”的限制，《條例》的限制是兩方面的：一是將可以查詢的主體限制在“權利人、利害關系人以及取得權利人同意的單位和個人”；二是程序上的“申請查詢、復制登記信息”。

一般情況下，個人要取得官員對自己“以人查房”的同意，幾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界定誰是與官員相關的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就十分重要了。如果“權利人、利害關系人”的范圍過于局限，實際上就是否定了公眾對官員“以人查房”的權利。另外，“以人查房”必須以“申請”為前提，申請能否得到批準，多長時限內必須得到批準，就成了另一個關鍵問題。如果申請動不動不批，或者拖延批準，就可能耽誤“以人查房”的反腐敗時機。

官員制定政策、執行政策，官員的俸祿完全來自納稅人，廣義來說，每一個公眾都是官員的權利人，都是和官員是否腐敗的利害關系人；但從狹義來說，“權利人、利害關系人”又是一個法律術語，往往限制在“直接當事人”或有證據證明的“間接當事人”身上。怎么對應官員的“權利人、利害關系人”，“以人查房”的限制就會有天壤之別。既然《條例》規定“具體辦法由國務院國土部門起草”，那么，國土部門就當以公眾利益為上。

至于對官員進行“以人查房”是否需要“申請”的限制，實際上也是可以商榷的。監督官員是否腐敗，是每一位公眾的正當權益，如果要設置“申請”的前提的條件，實際上就是在為公眾監督官員設置障礙。而且，《條例》也沒有明確“查詢、復制登記信息”是否收費的問題，如果進行收費，無疑是進一步抬高了公眾監督官員的成本，這與反腐敗的本質要求是背道而馳的。因此，也希望國土部門在制定具體辦法時，對此加以考慮。

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提出“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在這一背景下，個人房產信息就不僅涉及到是否是公民個人隱私的問題了。如果個人房產信息不公開，政府官員就可能在房屋價值評估中徇私舞弊，而公眾又可能無法對其進行有效監督。正因為如此，在美國這個高度重視個人隱私的國家，個人房產信息卻是極度透明的，幾乎所有個人住宅都可以在商業網站或地方政府網站中查詢到具體的房屋信息，包括成交合同、貸款紀錄、地稅情況等，文件的掃描件也可以下載，當然，整個過程是既不需要辦任何手續，也不須交費的。

2013年2月，在“以人查房”最為爭議的關頭，新浪網有一個調查顯示，87.7%的人表示不支持約束“以人查房”，只有9.8%的人表示不支持“以人查房”，2.5%的人表示不好說；76.1%的人認為“以人查房”可以抑制炒房，17.8%的人認為并不能抑制炒房，6.1%的人表示不好說。可見，允許“以人查房”是“一箭三雕”的，可以反腐、可以抑制炒房，還可以監督房產稅的公平公正。那么，《不動產登記條例》在“以人查房”的問題上，何不完全尊重民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