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責”治“欠薪”更應是個常識

明明家里有錢，卻拒不支付工人工資。近日，“老賴”林某因犯“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獲刑。這一案件也是廈門市首例“欠薪入刑”案件。經查，林某拖欠31名 員工的工資，欠薪總額共計245219元，拖欠時間長達一年半。不過，目前只是一審判決，案件還在上訴期。（《海峽導報》7月31日）

一直以來，對于欠薪問題的治理，雖然“雷聲”不小，相關的措施，各方的投入，也堪稱給力。不過，年年治理年年欠，久治難愈的欠薪問題恐怕也多少已陷入了西西弗斯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對于欠薪的治理加大力度，自然不無必要，此番刑拘“惡意欠薪”老板，明確對惡意欠薪追究刑事責任，無疑有望從法律層面對欠薪行為形成威懾與制約。

事實上，“欠債還錢”本該天經地義，作為基本常識，也理當被堅守并維系。那么何以“欠錢是大爺，欠薪成頑癥”卻成為經濟領域潛規則，“欠薪有理，討薪無門”的病態也反成常態了呢？

治理“欠薪”其實不妨回歸常識與基本規則。以銀行為例，假如欠了銀行的貸款，不僅需要歸還， 逾期不還者還要被追加利息；而如果拒不還債的話，不僅要損失信用，甚至連帶其他固定資產也要被公開拍賣，再不然還需承擔刑事責任，那么，“惡意欠薪”當然沒有理由反而“欠薪有理”，甚至成為“不治之癥”。

從法律層面看，對于惡意欠薪行為，既然是對經濟契約與合同法的違反，就應及時施以相應的罰則，諸如“欠薪不還，加倍賠償”，而不必更無需擔憂于“一罰就死”的所謂后果。現實中，其實不乏“手銬一亮，欠薪還上”的先例，這正說明了“罰則雖有，從未執行”的尷尬，而罰則的畏首畏尾，倒是變相助長了老賴們“欠了白欠，不欠白不欠”的僥幸心理，同樣也陷勞動者維權于更加尷尬的境地。

而無論是惡意也好，非惡意也罷，欠薪都是一種違約行為，往嚴重了說其實已違背了勞動法。既然如此，對于拖欠工資的行為，至少應當追究違約責任。而在國外， 雖然同樣存在企業欠薪的行為，但之所以國外的欠薪行為要遠少于國內，國外老板為了及時支付工資，往往哪怕是四處借錢也要先把員工的工資發了。個中原因其實并非國外的老板道德多么的高尚，而在于欠薪的后果會非常嚴重。按照工資契約，欠薪的老板不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除了要把欠的工資補上，更要向員工加倍支付違約金，甚至要因欠薪的誠信污點而無緣未來的生意機會與信貸資格，基本相當于在經濟活動中被判了“死刑”。欠薪的后果如此嚴重，成本如此之高，自然讓老板不敢隨意造次。

因此，真要走出“欠薪”久治難愈的循環與怪圈，的確更需督促之外，嚴格執行契約和法律，讓欠薪成為劃不來的買賣，欠薪者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了，薪水發放才無需相關部門的苦口婆心。

無論如何，“刑責”治“欠薪”，其實更應是個常識，盡管責任的認定的確是個技術活，真正導致惡意欠薪的根源，未必就是討薪的對象，而極有可能問題出在其他環節。例如，欠薪老板的背后也極有可能另有欠薪的老板、公司甚至政府部門。但無論是誰，面對“惡意欠薪”，“刑責”原本不應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