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讓“免職”、“復出”有了不當交集

在備受關注的輿論風暴中被免職，隨后悄然起復，“三鹿奶粉”事件并非孤案。梳理2008年以來，引起輿論關注的52起官員免職案例，40名因突發事件被免職的官員中，半數也獲相同“待遇”。在免職與起復背后，透露了怎樣的問題？（網易8月12日）

官員因突發事件而被免職，乍一看是受到了相應的處分，但細究起來，免職其實是個“中性詞”，沒有犯錯的官員也可以免職，即便犯了錯誤的官員，也僅是問責，不是處分，只不過對于犯了錯的官員被免，有著“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的規定而已。

既然官員被免職僅屬于問責，也就難怪眾多“免職”問題官員在大落后又能大起了，就如因山西襄汾潰壩事故而被免職的時任省長孟學農、副省長張建民等，一年后，又擔任起了相同級別的領導干部。

當然，對于部分“問題”官員，遭受到免職處理也就經受了問責的考驗，如若其能力出眾，復出也無可厚非，畢竟不能“一棒子”打死有過的干部，而且其還能夠為黨的事業貢獻應有的力量。當然，對于涉及“不雅視頻”的官員并無人復出，也可以說明干部在遭受免職處分后，能否復出是有著嚴格的內部共識的。

然而，為何眾多官員在免職復出后，仍然會受到如此關注，難道僅僅是因為其曾經受到過問責處理嗎？當然不是，筆者認為，就是因為廣大群眾對免職與撤職二詞的認識還較為模糊，換句話說，就是群眾認為問題官員被免職，就是已經受到了處分、降了級別。同時對于官員因重大問題為何僅僅被免職而沒有被降職、撤職處分心存猶疑。

其實，因問題而被免職的官員復出，還是存在一定的漏洞的。貌似問題官員被免職處理輕微，是在保護干部，而如果在問題查清后，問責嚴厲，不僅僅限于免職問責，而對其降職、撤職處分，也就不會出現類似的關注度了。

筆者建議，對于問題官員、重大責任事件，還是應該暫緩處理，而要首先對事故進行充分的調查取證，根據關系緊密程度、責任大小適用不同的問責手段，對確有直接管理責任的干部不能僅限于免職了事，更應處以降職等處分，已達到殺一儆百、以儆效尤的目的。同時對于復出的問題官員，應及時說明復出的緣由，讓公眾第一時間了解，也是破除“眾異”的有效手段。

其實降級、撤職處分對于官員有著更大的威懾效果，也堵住了問題官員頻頻原級別復出的漏洞。問題官員復出不可怕，可怕的則是無緣無故的隱匿復出、原級別復出，這樣原本嚴厲的問責手段成了面上的走形式，也極大的降低了事故責任成本。

莫讓問題官員免職復出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點，成了百姓的眾矢之的。而唯有嚴格問責、透明復出，才能封堵住不當起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