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擊旱情再考跨省協作能力

今夏以來，我國多個省份陸續遭遇持續高溫和干旱。截至8月13日，河北、山西、內蒙古、遼寧、吉林、山東、河南、湖北、陜西、甘肅、青海、新疆等12個省區受災，受旱作物面積約7499萬畝，有234萬人、253萬頭大牲畜因旱飲水困難。其中，除山東受降雨影響旱情緩解之外，其余省份仍處在旱情之中。遼寧遭遇60余年來最重旱情，部分地區進入夏秋連旱，抗旱的復雜性前所未有。

阻擊旱情，最關鍵是要解決水的問題。此前，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已緊急組織向河南省內的白龜山水庫以及山東、江蘇界內的南四湖調水。然而，原定于8月6日從丹江口向平頂山的調水行動，并未按計劃實施。河南防辦回應稱，并非不愿花錢，而是在借用湖北清泉溝臨時提水泵站協商時，對方提的條件過高，導致洽談失敗。綜合考慮調水成本、距離等方面后，河南最終決定自建泵站調水。

這個“失敗”救急案例的警示意義在于，在阻擊旱情的過程中，跨省協作應該發揮更好的作用。每一項跨省工程，既考驗著國家上層的合理設計，更考驗著參與省份的合作能力。如果各省能聯手阻擊旱情，旱災損失或許會小很多。

跨省協作沒有“演習”，幾乎每一次都是“實戰”。通常來說，各地都是在實際災害或問題發生之后才采取行動，在矛盾發生之后才開始思考和尋求解決之道，帶有極大的被動性。比如，在曾經南水北調東線建設中，就生態補償如何解決的問題，江蘇與山東兩省協商多次，至今還有部分問題尚未解決。而對于大部分省份而言，如何在大事調動中與周圍省份合作，一直是一個薄弱甚至空白環節。

今年全國大范圍遭遇旱災，再次拷問跨省協作能力。與地震等突發性災害受災地集中、救援目標明確、國家運作相對體系化不同，旱災既包括素來降水較少的地區，又包括糧食重點產區，具有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的特點；同時，與以往小范圍旱情不同，今年的干旱情況更為復雜，受災地區省份多。

在此情形下，復雜的旱情要得到緩解，僅靠各個省份閉門抗災，靠傳統方法“自力更生”，或坐等國家救助補貼等，極有可能貽誤抗災時機，造成更大損失。在省內資源和能力不具備應對災難的能力時，從外省調水無疑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擁有了天時地利，我們更需要“人和”。相比于調水的技術難度、資金投入等問題，各省之間如何在抗災緊迫需求下，學會溝通、協商、合作以及讓步，是更復雜的考驗。在我國，跨省合作抗災沒有太多可參考的范例，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比如，在河南調水風波中，國家防總要求河南、湖北兩省“團結協作、克服困難”，但在實際操作中，“團結協作、克服困難”八個字要一步一步落到實處，卻非易事。

緩解旱情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跨省協作如能成為常態，信息搜集共享、抗旱技術設備、好的政策經驗，均可實現協作共享。其實，這樣的嘗試已有先例。早在2012年，重慶在防汛工作中認識到，由于未建立信息溝通機制和編制跨省市河流洪水調度方案，給沿江河城鎮防汛安全帶來很大的隱患。后來，重慶開展跨省市河流洪水調度方案編制工作，實現了長江、嘉陵江、烏江和其他跨省市河流信息共享。

現代社會發展至今天，整個中國已被各種有形無形的“繩索”綁在一起，跨區域的自然災害便是“繩索”之一。解決諸如此類的復雜問題，給官員們提出了新的執政考驗——各省份之間不應只有政績“競爭”，而應該更多地主動尋求合作與共贏。跨省協作需要未雨綢繆意識，今年的旱災再次給各地思考跨省協作提供了契機和實戰機會。當下以及未來，跨省協作能力或應成為執政能力的考察指標之一。如此，才不至于在下一場旱災來臨時，依舊找不到“及時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