砍掉多余“協調機構”須改革評價制度

命名五花八門——領導小組、協調小組、委員會、指揮部、辦公室；時間自主掌控——常設型、階段型、臨時型；涵蓋行業廣泛——足療保健、鏟除豚草、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地方層面到底有多少個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來，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余個。“協調機構”過多、過濫，令人瞠目的數據背后，是對“機構法定”原則淡漠。（10月23日《新京報》）

打著“協同作戰”的牌子，掛著“一把手”的旗子，喊著“提高效率”的號子……“協調機構”過多、過濫，不僅有悖“機構法定”的原則，而且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給基層帶來沉重負擔，干擾民眾正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還是形式主義、腐敗揮霍的“溫床”。此前媒體曝光的某地60字議事機構名稱就是對此的辛辣諷刺。如果政府部門各司其職，公務員各負其責。各項辦事程序正常運作，政府根本不必多此一舉設置各種議事協調機構。泛濫的領導小組和議事協調機構無疑應該精簡。

全國一次性減少13萬余個這樣的機構，把職能部門的還給職能部門，把市場的交給市場。這意味著西瓜辦、饅頭辦、生豬辦、禁操辦，五花八門的“這辦”、“那辦”再也沒有合法性可言。此舉體現了政府依法治國與權力“瘦身”的決心，有利于打破文山會海僵局，優化發展環境，維護民眾利益與政府形象。

同時，我更期待中央完善并嚴格執行相關配套措施，切實提高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的執行力，防止有的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消極應對簡政放權，悄悄恢復原有“協調機構”或者出現隨意設置新“協調機構”的情況。

現實生活中，某些官員為了政績需要與管理便利，利用強勢權力地位，樂于屁股決定腦袋，設置五花八門的“協調機構”，甚至用紅頭文件亂設行政許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行政收費等內容。基層部門、群眾對此敢怒不敢言，疲于應付各種“協調機構”的工作。比如，湖北襄陽某社區居委會懸掛163塊牌匾，僅牌匾制作費就達3萬多元。而且一塊牌匾對應一個工作機構，基層干部群眾苦不堪言。

某些地方“協調機構”設置過多、過濫，除了與上級部門工作對接的需要以外實際上是有的領導干部長官意志作祟，將權力凌駕于法律法規之上。僅僅從數量上減少“協調機構”，只是政府規范機構設置，提高工作效能的基礎工程。并不能從根本上遏制權大于法，實現實體正義。要全面推進依法行政，除了管好五花八門的“協調機構”本身以外，關鍵要改變落后的權力運行機制，完善權力監督約束機制，把權力關進細密的法律制度之籠，并鎖好籠門。

在這方面，公共行政管理專家丁煌教授的建議值得聽取：“改變單純向上負責的行政工作模式，引入科學的績效評價機制。績效評估主體由單一化轉向多元化，對地方政府不只由上級政府評價，主要應由下級政府、本地服務對象、社會機構等多方參與評價；既要公開評價結果，還要把評價結果作為問責依據。”

如果下級政府、服務對象對上級政府擁有監督權、評價權，且評價意見影響到官員政績考核，亂伸權力之手的官員受到紀律問責與法律追究，并成為法律制度常態，某些官員頭腦中根深蒂固的權力利益情結才會逐步淡化，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才會深入人心，被砍掉的“協調機構”才不會死灰復燃、借尸還魂。簡政放權才能取得應有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