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罰款指標”不能止于“責令糾正通報批評”

網曝《交警雁塔大隊第四季度11月份專項整治月量化任務分解表》照片

日前，網上曝光一張《交警雁塔大隊第四季度11月份專項整治月量化任務分解表》照片，內容顯示交警雁塔大隊各中隊對11月份針對兩三輪車、酒駕醉駕、渣土車、走禁線以及違停的量化任務，其中包含罰款數額和數量。此照片引起網友討論。今日，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官方微博表示，已責令雁塔大隊立即糾正將工作量轉換成罰款的錯誤做法，并通報批評。（11月2日人民網）

問題曝光之后，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及時介入調查、處理，值得肯定。但筆者以為，這樣的處理顯然失之于軟、失之于輕，不僅難以達到“毖后”的效果，而且恐怕不足以“懲前”。一者，“責令糾正”意味著對過去的錯誤既往不咎；二者，“通報批評”批評的對象是“雁塔大隊”、而不是雁塔大隊某位或某幾位具體人員，缺乏應有的震懾力。

近些年來，“罰款指標”之所以在一些地方屢禁不止、此起彼伏，固然有“執罰經濟”利益驅動的因素，但對相關責任者處罰過輕、甚至根本沒有處罰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以西安為例，交警存在“罰款指標”的問題并非今年才有，而是存在多年。遠的不說，2012年該市未央交警大隊就曾爆出因“人均糾違為全支隊最少”被通報、進而“希望”民警們“加大照相機抓拍和開據通知書力度”的新聞；對此，未央交警大隊雖然回應“這并不是確切的罰款任務，只是工作考核的量化指標”，但仍被輿論解讀為設有“罰款指標”。

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6條規定：任何單位不得給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下達或者變相下達罰款指標。為杜絕“罰款指標”，公安部2003年8月專門下發通知：嚴禁各地向公安部門和基層派出所下達罰款指標和罰款任務，凡有違者一律追究主要領導的責任。2003年12月12日，陜西省交警總隊推出“嚴禁下達或變相下達罰款指標、以及罰款同經濟利益掛鉤”等五條規定，要求對違反規定的“直接責任人和單位主要領導、分管領導在全省交警系統內通報批評，對當事民警給予紀律處分；情節嚴重、影響惡劣的，對直接責任人予以辭退或開除。顯然，與公安部和陜西省交警總隊的相關規定相比，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隊對雁塔大隊“責令糾正、通報批評”的問責力度明顯偏小。

更主要的是，“責令糾正、通報批評”式的問責，實際上已涉嫌違法。1996年，我國頒布實施《行政處罰法》，不僅對行政處罰做出了諸多具體規定、讓行政處罰（包括罰款）從此有法可依，而且規定行政部門及其工作人員如果濫用執法權，也應當被追究相應的法律責任。

筆者以為，要想終結“罰款指標”，在切斷“財政返還”的利益鏈之外，還需對下達“罰款指標”者進行嚴厲問責。惟其如此，才能徹底剜除“罰款指標”這一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