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防止權力侵蝕的“防火墻”

“四中全會《決定》”系列評論之五

為打造依法治國升級版，十八屆四中全會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制度安排無疑是厘清行政公權力與司法的關系，用法治規范權力運作，為法治打造防止權力侵蝕的“防火墻”。

眾所周知，依法治國寫入黨的中央全會決議已有17年時間，國務院提出打造法治政府的目標也有10年之久。但是，長期以來，阻礙法治建設的一些深層次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尤其是行政公權力與司法體系的關系未能清晰界定，導致法治建設總是很難達到預期目標。權與法在許多方面糾纏不清，司法部門與所在地方政府部門往往存在利益相關，一些領導干部習慣運用權力干預司法案件處理，“權大于法”的錯誤觀念在社會上相當流行，這些問題都成了法治建設邁不過去的坎。十八屆四中全會瞄準厘清權與法的關系集中發力，可謂抓住了解決法治建設深層次問題的牛鼻子，可視為全面深化改革繼厘清政府與市場關系之后的又一大收獲。

厘清權與法的關系，不僅是對領導干部發禁令那么簡單，為此需要一攬子制度安排。十八屆四中全會不僅在防止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方面有得力舉措，如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還下大力氣切斷行政權力纏繞在司法體系上的利益糾葛，完善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如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推動實行審判權和執行權相分離的體制改革試點，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等等。在行政權力與司法的各自領域，用權力清單改革等法治化辦法規范權力運作、從立法到執法的各個環節均深化改革以確保法治公正，諸多舉措都在力促權與法之間形成一道清晰、穩固、無法逾越的“防火墻”。

當然，為法治建設打造防火墻，真正做到權與法“物理隔離”，當前的改革措施還需細化，繼續解決體制機制性問題及技術層面的操作性難題，如公益訴訟、行政訴訟如何徹底排除權力干擾，對領導干部插手司法案件處理的方式如何認定、追責，等等。同時我們還應看到，各級領導干部能否依法辦事是行政權力與司法關系能否處理好的關鍵，要通過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讓依法辦事成為領導干部腦海中的第一準繩，讓法治成為每一個人、尤其是領導干部的生活方式。唯有此，建設法治中國的目標才有實現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