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超配干部”需扎牢制度籠子

1月5日，中組部通報了專項整治超職數配備干部進展：“全國超職數配備干部問題整治工作取得階段性進展，截至目前，全國超職數配備的4萬余名副處級以上領導職數中，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超6成還有待消化。去年1月，中央組織部、中央編辦和國家公務員局聯合印發《關于嚴禁超職數配備干部的通知》。（1月6日《人民日報》）

違規超職數配備干部的現象，近年來在各地頻頻出現，廣受公眾詬病。對此，中組部等有關部門順應民意，部署專項整治行動。“全國超配4萬名副處級以上干部，已消化近四成”，在短短一年時間里，有關部門能交出如此富有含金量的成績單實屬不易。當然，“仍然有過半的工程量需消化”，亦折射出“治超”任重道遠，并非能“畢其功于一役”。

事實上，此輪整治并非首次。國家層面分別于2007年、2009年進行過兩次專項清理，但一些地方和部門干部配備“越減越肥”的怪象卻仍然存在。超職數干部頻頻闖過“三定”，即便在中央“瘦身令”的高壓下，仍擋不住少數機構“超重”，一些副職、虛職更成為超配的重災區。限制副職，就提副秘書長、助理；領導職位滿編，就拿巡視員、調研員“頂上”……在干部配備上，一些地方與部門卻極富“想象力與創造力”，令人驚訝。

其實，只要透過“超配”表象稍加分析，便不難窺見其積重難返的原因。首先，從思想層面上講，干部超配，表面看是機構設置臃腫帶來的結果，實質是“戴帽掛號”的官本位思想作祟。在一些地方，“換一屆領導提一茬干部”、機構撤銷合并但干部不減，很容易造成大批冗官，其根本原因是已提拔的干部眷戀官位，“請神容易送神難”。其次，從制度層面上講，各級政府干部職數并無硬性規定，靈活有余而剛性不足。職位配置的多少，地方領導干部擁有話語權，由此造成職位“若干人”易演變成“無上限”。再次，從問責層面上講，“超配”背后，缺乏相應的問責機制，必然無法警醒有關人員的責任意識。

正如俗話所說“一個蘿卜一個坑”，干部配備亦應如此，以確保行政職能運轉更加高效和優化。而在超職數配備之下，干部越配越多、板凳越坐越長、隊伍越拉越壯，造成“三個和尚沒水渴”的荒唐局面，勢必導致官僚主義泛濫，傷害有關部門的公信力，降低行政效率，更助長了“亂封官許愿”的歪風邪氣，徒添公共財政負擔。

事實證明，醫治“超配”頑疾，破解“割韭菜式”的“治超”困局，除依靠打“運動戰”、“突擊戰”外，還必須進一步找準“病因”、看清“病灶”、深查“病根”，從制度層面優化行政倫理和官場生態。為此，除了消除官本位思想，建立起“能上能下”的用人制度以及更加嚴厲的問責制度外，更為關鍵的是，還必須形成剛性的制度約束機制，比如，不妨以立法的形式對領導干部在各層級的“崗位清單”、“編制清單”做出可操作的剛性規定，將“編制橡皮泥”關進“法制的籠子”。如此，方能從根本上遏制一些地方干部職數“膨脹沖動”，為“超配”戴上“緊箍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