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該有怎樣的節操

【在少數特定的情況下，記者會在燈光的照耀下投射出偉岸的身影，但在絕大多數時候，記者不過是受公眾之托出街打探消息的“細作”而已。】

伴隨著名歌手姚貝娜不幸去世的消息不斷刷屏，另一種聲音也開始在網上逐漸傳播放大，其中最響亮的兩個源頭，一是姚貝娜經紀人在其微博中怒罵深圳晚報記者“行為齷齪”，其二是一篇名為《記者們在病房外，焦急地等待著她的死亡》（以下簡稱《病房》）。前者直截了當，后者條分縷析，但結論高度一致，都是指責記者們在姚貝娜去世前后的報道中摔碎了節操。（相關報道見13、14版）

由于幾乎所有不幸事件的現場，都能看到記者的身影，不免給外人以唯恐天下不亂的印象，《病房》一文中就直接把記者斥為食腐逐臭的“禿鷲”。所以記者的節操，一向不被看好。

但大多數批評意見中，幾乎都沒有對記者節操的構成做過仔細的分析，便以一種籠統的道德標準，對記者群體做出全稱判斷。譬如嗜血、無情、缺乏人文關懷等等。

但記者群體由無數的個體構成，拋開對一個個記者的具體觀察，就無法對記者群體做出是好是壞的整體判斷。同樣，記者的節操也由不同層面的要素和標準構成，拋開具體分析，也就無法籠統地要求記者應該具備怎樣的節操。

具體而言，記者的節操至少應該包括三個不同的層面。其一是敬業精神，其二是職業倫理，其三則是社會責任。敬業精神要求記者目標單純、勇往直前，不拿到第一手信息決不罷休；職業倫理則要求記者恪守若干職業守則，譬如不得給被訪者帶來傷害，不得增加被訪者的痛苦，不得或者盡量少地涉入事件本身等等；而社會責任則更進一層，要求記者們的采訪、媒體的報道，都應該遵從社會道德共識，不得違背社會公序良俗，最好還要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等等。

在部分情況下，上述三個層面的要求能夠統一。譬如冒險深入戰爭前線，不斷發回戰事報道的戰地記者，或在余震不斷的地震現場堅持直播的電視記者，都因實現了上述三重標準的統一，而維護了記者的節操，甚至光大了記者的形象。

但在更多情形下，上述三者并不一定能夠統一，記者往往不得不根據現實情況做出某種權變，因為選擇權重的不同，不同記者的節操便有高下之分。譬如姚貝娜經紀人的“怒罵”，乃是針對深圳某晚報記者偽裝成醫護人員混入太平間，拍攝了姚貝娜的遺體。就敬業精神而言，這幾位記者無疑足夠精進，但就職業倫理而言則犯了大忌，更遑論社會責任。不僅姚貝娜的經紀人怒罵，記者同行們同樣會予以強烈的譴責。與此不同的是，《病房》一文中所指責的那些守在病房外的記者，也會面臨某種“節操困境”：守在病房外等待一個不幸的消息，確實不如靜悄悄地離去更能表達對逝者和家屬的尊重。但就記者職業而言，此時棄守，不僅完不成報社的任務，其實更對不起關切姚貝娜命運的人民群眾。權衡各方的因素，記者只要做到在病房外安靜地等待最后的消息，在節操上就沒有違和感。

在少數特定的情況下，記者會在燈光的照耀下投射出偉岸的身影，但在絕大多數時候，記者不過是受公眾之托出街打探消息的“細作”而已。既不辜負受眾的托付又能恪守職業倫理，且不違背自己及社會共同的道德原則，就是好記者的標準。至于有人在看過了消息、滿足了“知情權”之后，又來指責打探消息的記者缺德、無心，則也屬于記者的職業風險之一。捫心自問，無愧便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