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法官的責任到“法律的成長”

　　馬建紅

據新華社報道，呼格吉勒圖的父母李三仁、尚愛云已正式向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檢察院遞交控告書，對當年辦理呼格吉勒圖案件的公檢法有關工作人員和責任人提出控告，要求檢察機關依法展開調查、問責到底。

18年前發生的內蒙古“呼格吉勒圖冤殺案”，以去年年底內蒙古高院再審判決呼格吉勒圖無罪，今年1月自稱該案真兇的嫌犯趙志紅受審暫告一段落。現在，呼格的父母控告當年辦案的公檢法有關工作人員，是在行使他們的正當權利，檢察機關應當高度尊重，依法妥當辦理。當年參與辦案的公檢法人員應當承擔什么樣的責任，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

曾經問過一位老法官，假如由他來經手呼格案，他會怎么判。他說，這樣的案子如果放在案發時來審理，他可能也會判呼格死刑，輕的話也會是死緩；要是在當下，則肯定判無罪。因為法律適用原則已發生了變化，以往是“疑罪從輕”，現如今是“疑罪從無”；原來的法律以打擊犯罪為主，尤其是在“嚴打”期間，現在則是要兼及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法官裁量的準據不同，判決當然也不一樣，這和是否有嫌犯趙志紅來“認領”案件關系不大，也和法官水平的高低關系不大。如果案件發生在今天，呼格和聶樹斌可能不會死，佘祥林和趙作海也不用坐那么多年牢，說到底，還是因為我們的法律有了進步。

老法官的總結讓我很受啟發。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生意好不好做、工資夠不夠花，來判斷經濟發展的好壞和生活水平的高低，而對法律的進步與否，則當以法律為“飯碗”的法官判斷最為精準。從這個角度看，呼格案平反的背后，反映的是我們時代人權入憲、疑罪從無等“法律的成長”的一個側面。

“法律的成長”一詞，借自二十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法官之一”卡多佐的名著《法律的成長》。當今的美國無疑是一個標準的法治國家，然而正像“羅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國法治的發展也經歷了諸多曲折。除卻種族隔離這一“沉疴”外，一個個憲法判例記錄的正是權利法案中每一項民權維護的過程，卡多佐將法律與“成長”這一擬人化的用語結合在一起，正道盡了美國法律進步的艱辛。

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因其擁有的“造法”功能而主導著法律成長的進程，相反，中國的法官則可在“實現”法律的成長方面大有作為，法官在將公民“紙上的權利”落實到現實方面，起著主導的作用。

最近，在法律朋友圈兒里流傳著一些法官“出走”的消息，原因之一是法官的責任重、壓力大。法官隨時有可能成為某個飽受爭議案件的風暴眼——或許因為在“彭宇案”中“推定”了一下，你就丟了飯碗；你審理的案件的代理律師碰巧是個“死磕派 ”，那就等著收獲網民的各種問候吧。你這會兒還是某個有爭議案件的圍觀者，過幾天它可能就到了你手上，你的裁定或判決將會影響很多人的命運。法官工作的“務實”，使他們成為離法律最近、也是最能體味“法律的成長”的人。

當然，法律成長的實現，除法官的積極推動外，還有賴于其他法律參與人比如刑辯律師的配合。我國古代法律是不允許律師辯護的，“挑詞架訟”的“訟棍”會受到懲罰，在民國時期發展的風生水起的律師制度，1949年后也因替“壞人”說話而被逐漸取消。改革開放后，律師制度恢復，且在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幾年，針對程序瑕疵等審判陋習進行“死磕”的律師也應運而生。客觀地說，現在不少法官已能尊重或傾聽律師的辯護意見，律師辯護大可不必和“安檢”等一些無謂的東西“死磕”，而應當在法庭上呈現自己全部的“說服力”，以盡可能地影響法官的“判斷力”，才能真正推動中國法律的進步。

說這些不是要為當年辦理呼格案的法官辯護，而是說法律的成長及其實現，不僅有助于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也有助于緩解法官的壓力，是法官職業安全的“保護傘”。相信當年呼格、佘祥林、趙作海等案的承審法官，對此體會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