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訴訟需具備“法治任性”

去年底，浙江省消保委認為“強制實名制購票乘車后遺失車票的消費者另行購票”規定違法，遂將上海鐵路局告上法庭，此案被稱為“公益訴訟第一案”。2015年1月30日，浙江省消保委卻接到了上海鐵路運輸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書。對此，省消保委認為，裁定“與事實和法律不符”，已于當天向上海鐵路運輸中級法院提起上訴。（2月1日《現代金報》）

在法治的平臺上，消保委與“鐵老大”過招。“公益訴訟第一案”的意義在于，公益訴訟主體敢作為，用法律手段與司法路徑，向鐵路的“霸王條款”發起挑戰，以維護遺失車票群體的利益。還在于“鞭策與激勵”，新消法授權的公益訴訟主體，如果少作為，甚至懶作為，就會“消耗”法律的善意與維權功能，讓法律成為“紙老虎”。只有類似的公益訴訟進入法治“新常態”，才能激活法律，捍衛法制尊嚴，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浙江省消保委沒有“放棄”，提起上訴，還“趁熱打鐵”，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發出《關于請求對全國第一例消費公益訴訟進行立案監督的報告》。當公益訴訟進入司法程序后，未必就暢通無阻，各種阻力都可能成為“擋路虎”，這既或是挑戰霸王條款的必經之路，又或是法治社會建設的“縮影”。

公益訴訟之“矛”PK霸王條款之“盾”。“矛盾”的雙方相互依存，關鍵看誰更勝一籌。很多霸王條款“不合理存在”，有其既得利益的土壤，也有部門立法時代的痕跡，公平的天平從一開始就偏離了準星。誠如有關人士所認為的，隨著時代的進步，霸王條款“拖了法治社會的后腿”，越來越成為依法治國、法治社會建設的“絆腳石”。而公益訴訟完全可以鍛造成一把鋒利的“矛”，戳中霸王條款的要害，把不公平、不合理的東西“挑于馬下”。

公益訴訟，既要按下“快進鍵”，又要具備“法治任性”。公眾期待著可以提起公益訴訟的消協組織勇于、善于維護消費者利益，“勇于”是法律責任的擔當，“善于”則內含改革創新的智慧。同時，亦期待著公益訴訟“蹄急”于法治大道上，并且在每一起公益訴訟過程中“步穩”，一步一個腳印，踏在法治建設的軌道上。也就是說，既求公益訴訟的“量”，更訴求“質”；落腳點在于，公益訴訟的“量的積累”，能夠引起法治社會“質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