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好聲音”不能只是官員的聲音

截至2月1日，在過去的一個月內，有28個省份召開了兩會。該條消息以“兩會好聲音”為題，報道的是11位省市黨政主要領導在地方兩會上發言的金句，不乏真知灼見，也是各省市新年謀劃新篇章的點晴之筆。（2月11日《中國經濟周刊》）

每年一次的地方兩會，相當于一個地方“好聲音”的決賽。但兩會畢竟是一個重要的民主儀式和程序，它不僅有好聽的報喜與贊美，也有不好聽的諍言與批評；有來自廟堂的高音，也有來自江湖的低音。僅從人大會議制度來說，這里的主角應該是人大代表，沒有他們的聲音，稱“好聲音”應該是牽強的。

兩會期間對外宣傳，不管是電視節目，還是報紙廣播，總是不自覺地偏重于當地黨政主要領導的講話、參加團組活動，領導們即使是聲明以代表身份的發言，也很容易被媒體當成重點，并宣傳成領導意圖和工作要求。所以，這則報道把各省市書記、市長的發言編發成觀點集錦，照很多人看來，也就見怪不怪了。

兩會重視和突顯官員的慣性，與本屆兩會已經4次年會的代表委員在發聲上的“成熟”是不謀而合的。東莞市兩會期間，云集商界大腕的政協工商聯界委員小組，在整個討論中無人發言，以至于冷場，與協商民主的要求相距甚遠。筆者在一次基層人大代表團的討論中，很想促成來自社區的4名人大代表發言，但他們基于該團多數是來自黨政機關的官員，認為自己要說的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最終都不好意思發言。據筆者近年來觀察，來自基層的或體制外的代表委員，他們發聲的分貝的確低于官方的聲音。

造成這種現象至少還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基層代表委員無端有一種無力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憂慮，并放棄了運用自己在會議期間的言論豁免權，他們不是擔心言論被追究，而是害怕領導不高興；二是有些敢于仗義執言的代表委員，他們的聲音往在在簡報編輯和逐級匯報中被“消化”或“和諧”了，有的在發言之前被“阻擊”，即使被列成提案議案，也有被“對付”的；三是確有媒體過度關注代表委員“雷人雷語”，大家害怕一言不慎引發關注，被炒作而不能自拔。經歷過或見過的，就相信“說了白說，不如不說”了。

筆者沒有很認真地收看《中國好聲音》，只曉得四位導師坐著紅色轉椅，不看歌手的面貌，只認聲音好不好，在這里所有歌手都能聽到真誠的建議和指導，而絕非諷刺和謾罵。按這個節目的模式和規則，兩會上主要領導其實就是歌手，而代表委員就相當于導師，沒有導師的打分和點評，無法成為觀眾高度認可的“中國好聲音”。作為兩會，當然應該有含金量最高的監督聲音。然而，像廣州政協委員叫板廣州書記市長率先進行財產公開，這樣的聲音堪稱“好聲音”，只不過顯得稀缺，相當于節目中的插播廣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