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擇高處立，向寬處行

日前，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民營文化產業商會副會長陳建國在“兩會”期間表示，社會組織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用應得到進一步重視，其在構建一個社會協調、公民參與的社會治理格局中起著重要作用。社會組織具有民間性和非營利性的特點。前者使得其具有基層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后者使得其具有利他性和公共性的特征。正是這些基本特征讓社會組織能夠發揮政府和市場無法替代的作用。

應該說，20世紀后半葉，社會組織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這是因為東西方各國在社會治理中，遇到了問題，要么是“政府失靈”，要么是“市場失靈”。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社會組織迅速興起，參與公共事務，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和極大的影響。我國的社會組織興起和發展，既是順應了國際的大潮流，也與改革開放之后，政府職能轉變、市場經濟的培育和壯大等國情息息相關。

顯而易見，社會組織參與公共事務，從事公共管理，是因為能夠彌補政府和市場的不足。社會的運轉需要成本，事實已證明，由政府對所有社會事務大抱大攬，是成本最高的方式。因為這會造成了社會經濟缺乏活力和效率，并容易導致尋租行為的發生。而由市場配置資源，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問題是，市場總會把資源配置到那些能夠使得資本利潤最大化的領域，導致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匱乏或者價格昂貴，這與公眾利益并不完全契合。

相比之下，社會組織更具備“小、快、靈”的特點，社會組織的成立，一般是針對某一具體事務（這些事務往往是公眾需要，但政府暫時無法提供而市場不愿意提供的），因而更具有專業性、針對性以及靈活性，從而極大地提高了效率。而社會組織更具有非營利性、公益性的特點，因此能夠極大地降低成本，從而令公眾享受到價格合理的服務。事實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某種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對社會組織作用和影響擴大日益擴大的回應。因為國家治理，本身就意味著要充分調動除了政府之外，其他各種社會主體的積極性，其中當然包括社會組織。

但社會組織參與國家治理，在實踐中似乎頗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以前社會組織成立和運行，必須掛靠一個主管部門，自己找一個“婆婆”。后來為了推動社會組織的發展，取消了這一規定，設立民間組織管理部門專門負責。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原先的“舊婆婆”并沒有完全退出，卻又增加了民間組織管理局這個新“婆婆”，在兩個“婆婆”的“雙重領導”下，社會組織的成立和運行依然不易，存在諸多不順暢之處。社會組織為國家治理要做出更多的貢獻，路還很長。

最后需強調的是，有少數社會組織，是看中了國家對于社會組織的某些優惠政策，圖謀借這些政策牟利，以社會組織之名，謀營利性企業之實。這在敗壞社會組織的聲譽，也給予那些對社會組織懷有偏見的人以口實，從而阻礙社會組織的發展。因此，對于社會組織的監管以及社會組織的自律，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