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賠遺書”,折射待解的醫患困境

湖南省汨羅市人民醫院，一名護士在手術室撿到病人的遺書，遺書中稱如果手術意外導致死亡，醫院最低賠償30萬元，否則遺體不移出醫院大門。昨天下午，汨羅市人員醫院辦公室主任蔡月表示，醫生對患者手術前的心理表示理解，不會對該事進行深究，以后也將對患者手術前加強心理疏導。（《京華時報》5月8日）

醫護人員正在為手術做準備，患者那頭卻已在精心籌劃術后如何索賠，甚至連遺體不移出醫院大門的索賠手法，最低30萬元的索賠底線，都已事無巨細的周密策劃。盡管院方回應稱醫生對患者術前心理表示理解，但患者手術索賠遺書的意外曝光，的確仍令人心寒。

不可否認，既然同一部《紅樓夢》，不同的人來看，心得都完全不同。那么，對于同一臺手術，非要醫生和患者所見略同，也的確有些強人所難。角色與身份的不同，尤其是對于手術風險認知的差異，醫生與患者對手術產生完全不同的心理和態度，醫護那頭摩拳擦掌、信心滿滿，患者那頭卻心懷忐忑、擔憂焦慮，要說并不意外。患者對于手術意外風險的種種憂慮，更是人之常情。而從醫療手術本身的風險屬性來看，讓患者有風險有所認知和準備，也的確不無必要，更是對患者知情權的保障。

只不過，當患者對手術風險的認知和準備，竟然升級為“術后索賠”的精心籌劃，一旦手術出現意外風險，醫院甚至醫護人員便不得不陷入高額且難纏的索賠糾紛。而現實中，無論手術失敗的原因如何，也不論是否存在醫療事故或醫生失職，一旦患者手術死亡，醫院便不得不花錢買消停，也的確幾成慣例。相形之下，術后索賠遺書，倒也并不顯得突兀，不過是醫患困境的現實寫照罷了。

應該說，“術后索賠遺書”的意外曝光，固然令人心寒，患者的索賠策劃，更是凸顯醫護與的院方窘境。然而，僅僅是指責患者的精于算計與過度索賠，卻并不能改變上述局面。而從患者的角度出發，對于手術風險的擔憂，以及萬一術后死亡，身后事該怎么辦，的確也是十分現實的考量。尤其是放在社會保障缺位，人身保險也并不普及的背景下，寄望于通過“術后索賠”的方式，獲得經濟上的好處，為身后事解憂，也就并不意外了。而包括“醫鬧”在內的各種“術后索賠”總是屢試不爽，更是成了此類行為的最大示范效應。

事實上，為了應對“術后索賠”現象，各方也并沒有少動腦筋。醫責險的出臺，很大程度上正緣于愈演愈烈的“術后索賠”。只不過，盡管醫責險最初目的在于化解這一風險，但實際效果，卻并不如愿。在一些國家和地區，醫責險同樣激發出更多對醫療賠償的訴求，甚至并無主觀惡意的醫療疏失，也被索取補償，而國內的醫責險，更是成了醫療機構的額外負擔。當醫生不得不面臨更高的索賠風險，甚至為并非主觀故意的手術風險而承擔經濟賠償責任，或是承擔相應的保險成本，也必然會使得醫生傾向于避險，從而極大的改變醫療行為。“術后索賠”的精明算計，會否令醫患雙方陷入各求自保的囚徒困境，也就絕非杞人憂天。

一言以蔽之，“術后索賠遺書”或許只是意外曝光，但其背后所折射的醫患困境卻亟待反思并“療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