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賴“媒治”的“吏治”有多靠譜？

南昌市近日出臺《關于市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分類考核的意見（試行）》，有關負責人介紹，針對“為官不為”、“庸懶散”、違反中央“八項規定”和選人用人不正之風等問題，將考核等次評定直接與市委、市政府辦公廳、市紀委查辦督辦的通報結果，以及市級及以上主流媒體的“曝光”情況掛鉤。（4月24日《人民日報》）

這則新聞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將主流媒體的“曝光”與該市三大督辦機關的通報批評并列，作為對所屬班子和官員評價的依據，這種做法其實并不少見，但以規范性文件的形式，認可和運用“媒治”并公諸于眾，還不多見。依筆者看，依賴“媒治”的“吏治”未必靠譜。

首先，媒體對官員的監督具有不確定性。由于行業特性，很難避免媒體和新聞人的選擇性，它不是針對官員的專門監督機構，不可能像官方的組織系統和績效管理機構，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班子和干部。如果把按新聞規律產生的新聞，作為評價干部的恒定要素，必定會帶來評價的不客觀，起引干部的抵觸和不安。

其實，此規定必然激發當地市級以上媒體監督官員的熱情，這里會不會滋生媒體行業的非理性，會不會澎脹當地官員的“媒體素養”和“公關潛能”，兩者會不會形成某些合流，最終扭曲這一場有著美好愿望的“媒治”？已經披露的少數媒體的趨利行為，特別是媒體被某些官員利用的案例，可以證明這不是杞人憂天。

再次，該市讓媒體曝光與官方通報享有同等效力，可以推斷當地媒體未必有獨立報導當地官員表現的保障機制。凡涉及市管班子和干部的監督報道，必然要與有關部門進行核實確認，這個過程能否不仰權力和權威鼻息？如果官方和權力不能超脫于輿論監督，而是運籌帷幄，就難脫“人治“的嫌疑。

不可否認，健康的輿論監督有利于吏治，公眾也對此寄予期待。但把媒體曝光看得過重，說明依法治國和依規治吏還沒有進入正常軌道，還需要靠非常規手段來刺激。靠輿論倒逼給官員施壓，這反而弱化了吏治法規在官員心目中的地位。一些主管干部考核和業績評價的專門機構，就有可能成為媒體曝光的二傳手，放棄和荒廢合法的吏治手段。至于最有發言權的群眾的聲音，也可能淹沒在媒體曝光的喧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