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進退兩難”不只因沒務農經歷

記者日前從深圳市總工會獲悉，其曾主持的一項“深圳新生代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顯示：深圳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沒有務農經歷，一年也難得回一趟農村，渴望城市生活，對未來充滿信心。農村回不去，城市又難以融入，不少外來務工群體都存在身份認同危機。(7月6日《南方都市報》）

從調查來看， 深圳新生代農民工大多數沒有務農經歷，這似乎是他們回不去的一個原因。但其實上不盡然，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新生代農民的成長經歷大都沒有從事過農事生產，他們大都從事加工制造業的居多，目前新生代農民工已構成農民工群體的主要組成部分，他們正在向產業工人階級轉變。但其離產業工人階級還是有距離的，他仍然只是農民的身份，他們回歸農民本色也很容易的。

新生代農民都留在城市并非好事。如果這樣持續下去，一方面是誰來當新時代農民的問題，會不斷產生新的空心村問題。另一方面，他鄉的城市容量也會有限，外來人口的密集也會超越極限。各種為控制外來人口的制度限制越多，必然會使新生代農民的痛苦和危機感增多。

新生代為什么愛留在深圳？無非是看中了這里的公平競爭自由擇業的發展環境。許多新生代農民工已愛上了這里的城市生活，習慣了這里的工作。但他們的根不在這里，戶籍不在這，醫療保障也不在這。還有家鄉留守孩子女的教育問題，贍養老人的問題等等，這些都會成為他們的壓力，隨著年齡的增大，這種身份認同危機就會隨之增大。

其實，新生代農民也可以回鄉重新學務農知識，這對于文化水平相對較高的他們來說并不難。“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這句話永遠不會過時。比如回鄉創業，如果調整種質結構，發展種養業，實現機械化耕作，網絡化經營銷售，新生代農民也會有很好的發展前途，也大有可為。從新農村建設來說，從保留住鄉愁來說，家鄉的建設需要新生代農民工回去挑大梁。但為什么他們要陷于回不去留不住的兩難之中，竊以為主要是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嚴重趨勢使然。

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新體制，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的轉變，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不僅包括用城市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改造農村生產和生活方式、生產要素重組，也包括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和遷移、城鄉產業有機整合和組織方式的變化等，還包括整個社會結構、組織、文化等的變遷。如果農村有城市那樣好的發展環境，如果城市能夠為外來工開通各種優惠的制度保障體系，能讓新生代農民工來去自由，兩地都有各自優勢吸引，那么這種“兩難”處境就不復存在。

就目前而言，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矛盾日趨突出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充分熟悉加快推進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不失時機地在重要、關鍵環節推進改革。比如建立和完善有利于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機制，從根本上消除阻礙城鄉一體化的體制和政策障礙，為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向現代一元經濟社會結構轉變創造良好的體制條件。

從根本上講，化解城鄉結構的深層次矛盾，既需要按市場化取向深化改革，也需要政府不懈的努力。削平了城鄉二元結構壁壘，創造城市鄉村優質寬松的發展環境，加大改革力度，農民工“進退兩難”就會成為“進退兩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