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辦訛詐者，路人甲才能變成好心人

這些年“扶老人”的問題之所以走入一個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對“善”保護不力，同時又沒有很好地抑制惡的發生。用“法”的形式為好心人立一道保護墻，在文明社會里，這也是必須之舉。

街頭有人突發疾病摔倒，到底扶不扶？7月24日，首次提交北京市十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會議審議的《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讓好心人服下了定心丸：今后遇街頭突發病癥，好心人再也不用擔心出手相救反遭誣陷了，患者及其家屬如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者惡意索賠，將承擔法律責任。

南京彭宇案之后，“扶與不扶”屢屢成為社會熱點，同時也成為社會痛點。一個之前從來不用討論的問題，歷經種種“磨難”后，成為進退兩難的選擇題，很多人感慨這是社會道德滑坡的表現。曾有一段時間，各式各樣的“救人寶典”在網絡上流傳，其中雖然不乏戲謔娛樂的成分，但它本質上還是傳遞著一種社會糾結情緒。

扶助弱者是人之本性，但是，如果被救助者頻頻訛詐，施救者無疑會先行考慮他的風險成本。人有扶助弱者的本性，也有趨利避害的本能。明明做了好事幫助了他人，反而惹了一身是非甚至遭遇官司，做好事的風險成本越大，做好事的實際行動就會越少，這是社會常識。人們感慨社會道德滑坡，一方面不滿于被救者訛詐“碰瓷”，人心不古傷害了施救者的心；另一方面，這種感慨中分明對“老人摔倒無人相救”的社會現實又心存不忍。

《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以立法的形式破解病人摔倒他人不敢扶的現象，這是讓人欣慰的好事。如果說扶助弱者是道德問題，那么訛詐他人就不能僅僅停留在道德層面進行說教。正因如此，《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中“患者及其家屬如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者惡意索賠，將承擔法律責任”的條款才備受關注。道德可以引人向善，卻不能有效阻止惡的蔓延。之前對于那些被救者訛詐他人的現象，我們采取的處理方式往往是“道德化”的說教，如果不提高訛詐行為的“成本”，對施助者就是不公平的，這種“不公平”其實是對惡的縱容，對惡的縱容又破壞了社會風氣。

北京并非第一個立法保護好人的城市。一年前，杭州市就通過了《院前醫療急救管理條例》，該條例明確規定，鼓勵具備急救專業技能的公民對危、急、重癥病員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其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不追究有關法律責任。通俗看，無論北京正在審議的還是杭州已經通過的，這些條例大體上都可以歸結為“好心人免責條款”。用“法”的形式為好心人立一道保護墻，在文明社會里，這也是必須之舉。在美國，幾乎每個州都制定了《無償施救者保護法》。其核心就是鼓勵或者保護人們在緊急時刻救助他人，而免除無償救助者施救時的后顧之憂。在民事訴訟中，法官也往往在基于事實的基礎上，傾向于無償施救者。

不夸張地說，這些年“扶老人”的問題之所以走入一個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社會對“善”保護不力，同時又沒有很好地抑制惡的發生。懲惡與揚善相輔相依，用“法”的形式懲戒訛詐者的不堪，施救者行善時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護。當“扶還是不扶”的問題不再是“道德難題”時，我們的社會就會更多一些好心人，更少一些“路人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