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上能下，先要克服“好人主義”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避免“為官不為”】

這幾年來，在中央正風反腐的政治新生態下，不正之風大為收斂、腐敗現象得到有效遏制。與此同時，也出現一種現象：一些干部感慨為官不易，有的甚至為官不為，正所謂“啥都不干，難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擔風險；組織考核，沒有缺點。”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成為從嚴治黨、從嚴管理干部亟待解決的新課題。

“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近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推進領導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規定（試行）》，首次對干部“能上能下”做出專項規定。從聚焦“不正、不為、亂為”三大為官問題，到調整十種“不適宜任現職”干部；從增加五項對領導干部的問責情形，到明確六種干部“能下”的渠道，《規定》的出臺，堪稱是治庸、治懶、治散的點睛之筆，傳遞出公職人員隊伍沒有“鐵飯碗”的明確信號，也標志著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的現代轉型。

干壞事要下臺，不干事要下臺，干不好事也要下臺。推進干部“能上能下”，重點和難點是解決“能下”的問題。這一方面是因為，“能上不能下”是當前干部人事管理的主要矛盾。另一方面更是因為，“能下”是“能上”的前提，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騰出更多位置，讓更優秀的干部有施展平臺，實現真正的“能上”；干部只有“能下”了，才能讓在位的干部有危機意識，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崗位，讓向上的干部有奔頭有干勁，更加如臨如履、兢兢業業，從而形成萬馬奔騰的競爭局面，更好地構筑政治生態。

長期以來，在人們的印象中，組織部“管進”，紀委“管出”，仿佛只有被紀委盯上的干部才可能離職。《規定》實施后，組織部門不僅“管進”，也可以“管出”，尤其是把那些沒有大過、沒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但在其位不謀其政、能力素質不適應的干部調整下來。客觀地講，這既是一項新任務，也是一個新挑戰。

如果說，領導干部“能上能下”的治理目標之一是“為官不為”，推進“能上能下”本身也要克服“為官不為”。畢竟，相比于反腐案件的黑白分明，“能下”的規定雖然明確，卻并不一定有那么“緊迫”；相比于“能上”的皆大歡喜，“能下”肯定會得罪人，甚至還會“惹麻煩”。因此，能否克服“好人主義”、是否具有擔當精神，是推進“能上能下”的關鍵。在此過程中，既要解開不合時宜的思想扣子，也要普及與時俱進的從政文化。

一是在思想方面，要進一步破除“官本位”的陳舊觀念。“能上能下”之所以久推不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榮下辱”“下必有錯”的思想障礙。這種認識上的偏差，使得一些領導干部不想“下”，也使得組織部門不“忍”下。解決“能下”的難題，首先就要從減少干部“下”的思想阻力開始：領導干部也是社會職業的一種，為何體制外的人可以“下”，體制內的人就不行呢？為何其他行業可以進退自如，領導干部降職就會覺得“丟臉”呢？

二是在行為方面，要確立“有為有位”的鮮明導向。從選拔任用的角度來看，領導干部“能上不能下”的根源，還在于重視提拔、輕視使用，一些庸官懶官太平官的出現，莫不與此有關。“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干部本來就要干事的，啥也不干，要你干啥？啥也干不好，留在此地為何？有為才有位，在位必須為，上去的可以下來，下來的也可以上去，實現“上”和“下”的辯證統一、“入口”和“出口”的有效對接，干部隊伍才能是一池活水、充滿活力。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黨的十八大以來，多名省部級干部的“斷崖式降級”，為干部“能下”提供了最新案例。在有了明確的規定以后，干部“能上能下”的目標能否落實，開始的幾步很關鍵；抓幾個典型案例，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