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錯人向當事人道歉是錯案糾偏的密鑰

蔣小兵因一起冤案被錯誤關押21天。原本活潑開朗的小伙再也快樂不起來。針對此案，今年6月23日廣東省公安廳認定東莞市公安局南城分局“未依法進行審查”，“違法行使偵查職權，違反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賠償請求人采取拘留措施”，應當對賠償請求人賠禮道歉、恢復名譽。目前，5689.56元的國家賠償已經到位。蔣小兵的母親鄒女士希望警方能賠禮道歉，讓兒子重拾信心。（8月6日 《廣州日報》）

一樁錯案，讓原本活潑陽光的青年蔣小兵變得悶悶不樂起來，盡管經過廣東省公安廳的刑事賠償復議，警方將經濟上的賠償已經全額支付給了蔣小兵，但精神上的賠禮道歉、恢復名譽，卻遲遲不見行動。面對蔣小兵家屬“追要道歉”，當地警方的“不要提”的高冷，著實讓蔣小兵的心情雪上加霜。警方向當事人說出的一句道歉，難道就這么難嗎？

在一些警員看來，當事人能夠重獲自由已經“謝天謝地”了，怎么還要“固執地追要道歉”？這是警方的一家之言，與當事人的權益訴求公然對立，也與法律要求存在嚴重偏差。然而，這種偏差得以糾偏的幾率又很是渺茫。

現實情況是，很少有公民對警方的錯誤行為“刨根問底”，缺少些“秋菊打官司”的“死纏爛打”，于是，才出現了警方對侵犯當事人權益的滿不在乎，才出現了一系列轟動某省甚至全國的冤假錯案。面對當事人母親的“追要道歉”，當地警方驚嘆于“很少有人這樣追要一個道歉”。確實，一是法律上對于如何道歉、道歉的時間、標準等都尚且是些模糊的規定，況且沒有強制措施。二是當事人對警方錯誤行為糾偏的能力所限。在這樣一個缺乏剛性的制度約束和保障條件下，警方不道歉也就有了法律上的解釋原因。

然而，警方的道歉與否，確實與當事人的權益是否得到維護有直接的關系，雖然不能肯定警方道歉之后，蔣小兵就又重拾快樂陽光，但至少在形式上，蔣小兵獲得了犯錯的警方法律權益上的尊重，這也是警方非物質性糾錯的義務，是對錯案糾偏的一把密鑰。

像蔣小兵這樣的例子，并不在少數。有被跨省錯誤拘捕的，或者是被錯誤判決的，但警方或法院方面雖然給予了當事人或當事人家屬一定的錢財，但又僅僅是經濟上的補償，或者是基于道義上的救濟。顯然，經濟賠償和經濟補償雖然僅一字之差，但性質上卻完全變了味。前者是追究責任的一種形式，后者則是警方或司法機關一種道義上的給予，完全忽略了當事人權益被忽視的現實。然而，這就是錯案糾偏中一個尷尬的現實。

警方為什么不能低下高昂的頭，除了法律上的原因，還有現實當中新官不理舊事的窠臼使然。當事人的權益被持續的侵害，公安局作為一個法人，不管是誰來擔當這個代表，都應該對他的前任的錯誤行為進行糾正。但這樣的糾正機制，顯然也沒有建立起來。

警方的經濟賠償到位了，但這是公帑支付，有否追究了個人的失誤，還應該繼續關注。對于不道歉的警方，似乎更應該期待他們能夠履行這個義務。回避這個義務，就代表著涉事警方還沒有完全認識他們所犯下的錯誤，更沒有準備好為這個錯誤承擔應有的責任。故此，當地警方的一個道歉，不僅僅是一個道歉問題，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心態問題。放下管理者的姿態，在法治的陽光下，警方應該向當事人真誠的道一聲對不起，這不應該是件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