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創新絕不是聽之任之

天津港危化品倉庫爆炸的硝煙已經散去，真相逐步呈現的同時，也顯現一些復雜的背景。很多人有疑問：天津港到底該誰管？和瑞海公司的權責關系到底如何？現在甚至出現一些抱屈和辯解，譬如8月19日，天津港總裁鄭慶躍在出席“8·12濱海爆炸事故新聞發布會”，他聲稱“天津港集團是被冤枉的”。

是不是冤屈，會有調查、司法程序給答案，不著急。但天津港、瑞海公司、交通運輸部門、天津市政府之間有何權責關系，這確實攪得人一頭霧水。真相一定會越來越清楚，但厘清這些關系看來要頗費周章。

關于天津港的管理權責歸屬，目前應該算最權威說法的，是天津市委常委、濱海新區區委書記宗國英的介紹：“港口管理是由交通運輸部統一的，按照交通部的管理辦法，由市委市政府統籌。”不過，何謂“統籌”，這個說法還是讓人摸不著頭腦。還有一種說法，叫作“交通部與天津市的雙重管理模式”。所謂雙重管理模式，我們可以約摸得之，但具體如何“雙重管理”，看來又是個大而化之的概念。

這種管理上的內在模糊性，以前多見于政府職能銜接不暢通之處，比如很多城市過去有一種叫“插花地”的情況，有所謂“三不管”地段。天津港代表的問題卻更特殊，它處京津冀城市群和環渤海經濟圈的交會點，從體制改革中脫離了行政管理職能、開始企業化運作，可以說，是身處改革創新前沿陣地。我國改革創新的進程中，在政府管理模式上往往有大膽探索，“統籌”、“雙重管理”等新機制不算少見。但從天津港爆炸事故看到，一些管理手段確實創新了，但政府監管職責其實沒有跟上，甚至披著“創新”后出現卸下權責、不愿管不想管的現象。

改革創新，權力下放，給市場讓路，這些說法已經耳熟能詳，但不是說說這么簡單。權力是下放了，但不等于放任企業野生野長；給市場讓了路，不等于不介入市場，不是完全任由市場自己創造秩序。改革創新意味著試探，需要一路綠燈，但有時候，監管不到位反說成給企業自主權，一路綠燈倒變成責任豁免的方式。沒有出事的時候，可以順著創新的名義自圓其說，出了天津港爆炸這等天大的事，監管不力、權力失范的問題，真的是徹徹底底暴露了。

甚至存在一種不敢管的可能。據天津人士反映，天津港“架子比央企還大”，似乎暗示當地監管部門的實際做法就是敬而遠之，實際導致獨立王國和法外之地。所謂“雙重管理”，管理者之間卻沒有強強聯合，反倒存在妥協和避讓的情況。直到事后追責時，一切權責關系需要在調查追究時，重新研究、清理一番，否則，可能又是很多涉事者堂而皇之地回避責任和懲罰。

一定要把各方權責弄清楚，并對外公開。這是追責，也是警示與反思，任何時候不能弱化了秩序、規則。在市場化日益成熟、改革創新突飛猛進的今天，維護秩序的手段不會是更省心，而是考驗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