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黑名單”治闖紅燈，用錯了方子？

闖紅燈上“黑名單”涉嫌“法外施罰”

符向軍

如何有效遏制行人闖紅燈，一直是困擾城市交通管理的“老大難”問題。但無論是將闖紅燈與征信體系掛鉤，還是先從警方內部管理系統推出“黑名單”制度，影響市民出國開證明及子女報考公安部隊的院校等，都要考慮到“依法治闖”的問題，做到立法先行、穩妥而為。

首先，這是依法行政、法無明文規定不可為的要求。國家至今未就“信用”立法，直接將闖紅燈掛鉤征信體系，至少應有部門規章或地方立法的依據。否則，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等處罰了闖紅燈，再施以社會信用體系或警方內部“黑名單”的“惡評”，影響到行為人的貸款、買房、就業、出國等基本公民權利，無疑涉嫌“法外施罰”，當慎之又慎。

其次，納入征信體系，意味著從此背負了“信用污點”，將影響到貸款、買房、就業、出國等重大公民權利，而闖紅燈是一種輕微違法行為，民眾心理也一般將其歸于道德“小惡”，如果視闖紅燈掛鉤征信體系為交通管理的“捷徑”，會讓公民付出與其違法行為不相對稱的法律代價。因此即便今后法律修訂，有了充足的法律依據，在實踐操作中，也要充分考慮到違法行為的嚴重性、危害性，只有多次闖紅燈而屢教不改，積“小惡”為“大惡”的，才適宜與征信系統掛鉤。

再次，也要考慮到可操作性。立法條件具備后，還要有社會征信體系的完善，和各征信部門的積極配合協助等。目前社會征信體系還很不完善，部門各自為政，有待國家“大數據”建設的快速推進。此外，目前行人和非機動車闖紅燈現象很常見，數量巨大，如果把如此多的人全部納入征信系統，勢必面臨操作上的難度，或者說不太現實。

總之，在立法缺乏、社會征信體系也很不完善、闖紅燈多數屬于輕微違法行為的情況下，將闖紅燈與征信掛鉤，記錄個人“信用污點”，并發揮多部門“聯合懲戒”的“大殺器”作用，應該慎之又慎，多方論證，充分注重法理、民意基礎和可行性，做到立法先行、尊重民意、穩妥而為。切忌為了行政管理的簡單方便，而急功近利，把社會征信體系當成可以包治百病的“大框”。畢竟，社會征信系統不是可以取代法律自身作用的“萬能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