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為是的價值觀戕害世界和平

　　程亞文

【在難民危機折磨著歐洲人的靈魂時，今天，也到了要反思中東強人薩達姆被送上絞刑架、卡扎菲被暴民公開侮辱的真實影響的時候！】

這兩個強人所在的國家，都已數年陷入混亂無治，也正是當前難民危機的主要發源地。IS（伊斯蘭國）在伊拉克的興起并向敘利亞等國滲透，使越來越多的中東民眾看不到穩定生活的希望，只好選擇離家遠逃；而曾經被卡扎菲關閉的由北非通過地中海前往歐洲的通道，也在強人不在之后門洞大開，成為難民爭相來往的新中間站。

是該為中東強人的倒臺繼續歡呼？還是該為世界向愈加混沌的方向演變而發出悲嘆？

2006年11月，伊拉克前總統薩達姆被送上絞刑架。當時，筆者曾應一家門戶網站之約撰寫過一篇小評論《一個時代的終結，一個時代的強化》，認為隨著政治強人薩達姆在肉體上被消滅，一個世俗專制的時代在伊拉克終結，一個“宗教專制”的時代即將在伊拉克來臨，這對伊拉克乃至整個中東局勢來說，可能是一場更大的災難。

IS近年的興起及在中東之地的攻城拔寨，使人們越來越清晰感受到一個宗教專制時代在中東地區的強化。一個重新宗教化的中東對世界意味著什么？歐洲人已經從難民危機中，感覺到了脊背上的涼意。從中東來到歐洲的，絕大多數是穆斯林，很多歐洲人擔心，那塊現在叫做“歐洲的地方”，未來也許會變成“歐拉伯”。作為反彈，種族主義情緒開始在歐洲上揚，這不僅在撕裂歐洲的經濟、政治一體化進程，而且在不久將來，歐洲為反制伊斯蘭教擴張而會不會情不自禁重新基督教化，也在未知之數。

假若如此，這不僅將是歐洲的不幸，甚至也是世界的不幸。近世以來歐洲文明給世界的最大貢獻，就是終結了一個宗教主宰一切的漫長世代，開啟了一個依據世俗倫理和科學精神實施治理的理性時代。這種風潮曾強勁地傳播到世界各地，其流風余韻所及，現代土耳其之父凱末爾在其國家堅決推行政教分離，不允許宗教力量染指政治；而阿拉伯社會復興黨在20世紀下半葉興起，一度在中東地區建立起數量眾多的奉行世俗之治的新型國家。

當IS有意散布的殘忍殺人場面傳遍全球時，一種世界回歸蒙昧時代的氣息也油然產生。這將大規模顛覆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過程，而它可能帶來的劇烈動蕩和可怕災難，也讓人不寒而栗。

歐洲人也許已經明白過來，當2003年美國繞過聯合國決定對伊拉克動武時，當時歐洲兩個主要國家的領導人——法國的希拉克和德國的施羅德，為什么堅決不與美國坐上同一個戰車，以致時任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指責法德所代表的歐洲乃是“老歐洲”。還是這個“老歐洲”中的法國，后來卻在總統薩科齊的領導下，在利比亞過了一把槍炮之癮。

歐洲難民危機的最早源頭，應該追溯到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以及后繼的利比亞戰爭和中東北非的“阿拉伯之春”，顛覆性地破壞了以往中東地區不同政治勢力、不同宗教派別以及世俗政治和宗教信仰之間形成的脆弱平衡。當一個個推行世俗之治的國家倒滅于塵埃時，該反思的另一個問題是：美國當年不懈推進的“大中東民主改造計劃”，實際上給中東地區和世界帶來的是什么？

僅僅用“播下龍種、收獲跳蚤”來概括政治失敗的前因后果，無疑是輕佻的。而如果用“動機是好的”作為理由，來為現實的不良后果作開脫，則更是在侮辱最近一百多年來人類在社會和人文學術上的巨大進展。誰給了一個人或者一個國家以權力，只要他的初始動機是高尚的，目的是合乎道德正義的，就可以不必為實際造成的惡果負責任？

上百年前，德國賢人馬克斯·韋伯就已區分過兩種倫理：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前者只問動機不問實際結果，后者強調任何理想、理念和信條的實施，都要追問所產生的結果是好是壞，如果結果不是好的，那么，看起來很美的理想、理念和信條本身，就是有問題的。

縱觀幾千年人類史，多少罪惡以“善”和“正義”的名義而實施？對理念如何落實到現實，有識者如19世紀英國哲學家J·S·密爾曾經指出，對于那些部族社會、尚未養成紀律習慣的人群來說，世俗專制是通向民主和代議制的必由路徑。當不顧現實約束條件而一定要強推“普世價值”時，“美好”理念所戕害的，卻是真實世界的正義與和平。中東之亂和歐洲難民危機，能使人們對此有所反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