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官員親屬經商就是要“逆向歧視”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近日公布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國家電網等央企關于巡視整改情況的通報。通報顯示，多家央企存在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的情況，如中國移動共有159名干部報告了親屬經商辦企業且與公司及關聯企業有業務往來的情況；中國電信發現親屬關聯交易問題事項86項，涉及人員83人；南方電網今年以來共查處4起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案件。

從近兩年的中央巡視組反饋報告中可見，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成為反映突出的問題之一，上海、江西、黑龍江等地都被查出領導干部親屬在其管轄范圍內經商辦企業的問題，黑龍江、寧夏等地對領導干部親屬經商辦企業問題進行了專項清理。與黨政部門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一樣，中央企業領導干部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也是典型的違紀違規行為，情節嚴重的涉及違法犯罪。

而且，與其他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相比，央企、國企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還有一個便利條件，就是官員利用手中的權力，明里暗里支持親屬開辦與本公司業務密切相關的關聯企業，或者開辦與本公司的關聯企業有密切業務往來的企業，這在中央巡視組發現的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情況中，表現得十分突出——中央巡視組曾直斥中國移動存在“寄生性家族式利益輸送”問題。另如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原董事長、黨委書記鄧崎琳，支持其親弟弟開辦與武鋼“如影隨形”的關聯公司，武鋼要采購什么東西，鄧崎琳弟弟的關聯公司就專賣什么東西。這種“哥哥在央企（國企）當官，弟弟在外面發財”的模式，十分形象而準確地詮釋了官員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的秘密。

黨政部門官員和央企（國企）官員親屬違規經商辦企業，性質和危害大體相同，治理的邏輯和手段也大體相同，都是要從黨紀政紀和國家法律上制定明確的條文，對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予以嚴格規范和限制。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決定，在上海開展進一步規范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管理工作的試點。今年5月，上海出臺規范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行為的試行規定，明確上海市級領導干部的配偶不得經商辦企業，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市經商辦企業，其他領導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領導干部管轄的地區或者業務范圍內經商辦企業。該規定的最大亮點，就是體現了“官員級別越高、位置越重要、權力越大，管理規定越嚴”的原則，可望為規范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探索積極的經驗。

官員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經商辦企業應受嚴格的規范和限制，官員級別越高、位置越重要，權力越大，其親屬經商辦企業受到的限制應該越嚴，對有些高級官員的親屬，更應“一刀切”完全禁止經商辦企業。這樣是為了防止官員利用職權為親屬經商辦企業提供各種便利，防止官員通過親屬經商辦企業的渠道，將手中的公權力變現為巨額財富。不過，有一種意見認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有經商辦企業的權利，官員的親屬作為公民，也應當享有這種權利，限制或剝奪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的權利，是對官員親屬的一種“歧視”。

這種意見聽起來比較新鮮，但需要進行認真的推敲和深究。中國現階段法治尚不健全成熟，市場機制遠非完美無缺，對官員權力的監督制約還很不到位，如果任由官員親屬在官員的“地盤”上經商辦企業，勢必導致和加劇官商勾結、錢權交易、不當利益輸送等腐敗行為。即便是在一些法治健全發達、市場機制成熟完備的西方國家，對官員親屬的從業行為也有一些限制性條款，如瑞士《聯邦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不得兼營副業和工商業，其家屬也不得開辦餐館、咖啡館等，否則必須辭職。可見，規范和限制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是防止官員濫用公權力的最有效的制度設計之一，是預防和治理腐敗的必然要求。

如果一定要說對官員親屬從業、經商進行限制是一種“歧視”，那也是一種“逆向歧視”——一般的歧視是指弱勢群體成員因其身份受到不利對待，逆向歧視則是指強勢群體成員因其身份受到不利對待。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就是要搞“逆向歧視”，就是要通過黨紀政紀和國家法律的規定，給官員親屬經商辦企業制造一些“麻煩”，不能讓他們太容易、太順利、太占便宜。如果有官員或官員家屬忍受不了這種“逆向歧視”，他們大可放棄官員或官員親屬的身份，“無官一身輕”正常經商辦企業，總之不能既占著“官家”的位子，又撈著市場上的票子，不能“當官”“發財”兩不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