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罪推定”的無犯罪記錄證明理應杜絕

“去派出所開個無犯罪記錄證明怎么這么難？”日前，市民林先生反映，他要考出租車司機上崗證，被告知要提供3年內無犯罪記錄證明。而他到戶口所在地晉安區新店派出所開證明時，卻被告知要出具公函才能辦理。（10月29日《福州日報》）

這讓我想起民間流行的因開無犯罪記錄證明上演的一出現代版的“三堂會審”：“居委會：如果要居委會開無犯罪記錄證明，就需要派出所先開無犯罪記錄證明；派出所：要想派出所開無犯罪記錄證明，就必須需要無犯罪記錄證明的單位先開需要無犯罪記錄證明的證明；單位：怪了，球踢來踢去怎么又踢回來了？”這個聽起來有些辛酸的笑話多少反映了當前辦理無犯罪記錄證明時的尷尬和無助。

作為一個用人單位，對一個陌生人了解更多的信息是必要的，特別是對出租車公司而言，未來職員有無違法犯罪紀錄是他們比較看重的，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信譽。所以，如果過分的苛責出租公司小題大做似乎也不合適。因為從我國目前的情況看，這種證明只能由本人去開，讓單位查詢會造成個人隱私更多泄露。也就是說，在當前的語境下，公司和員工之間對彼此的初步判斷只能建立在“有罪推定”的前提上，“有罪推定”的無犯罪記錄證明叫誰開都像證明“黑就是白”一樣的荒謬。

事實上早在今年7月,民政部、公安部等多個部委接連下發通知，專門整治各領域濫開證明現象。其中，無犯罪記錄證明被明確列入公安機關不予開具的證明范圍。但是通知之所以難以得到實施，主要還是社會信任體系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來。

從歷史沿襲來看，開無犯罪記錄證明仍然是計劃經濟社會控制模式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發展到現在，顯然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但是，撼山易，撼觀念難，目前信任體系在民間的基礎還很薄弱。有關部門必須加強政策宣傳，消除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固有的思維方式，不斷夯實民間信任機制的基礎。

從社會信任的現實語境來看，信任體系的不完備顯然還和各方面的社會擔當相關。現代社會大家都是“熟悉的陌生人”，人與人之間能夠聯系的社會信任本來就不夠牢固。所以，雖然國家明文規定“無犯罪記錄證明”已沒有存在的必要，但要從社會信任上徹底擺脫這種證明的心理需求還需時日。

最后，從提升政府管理能力來看，政府還需要進一步轉變職能，減化中間的行政管理環節，打通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孤島。當然，建立信任體系是一個重大工程，必須統籌兼顧，不同部門之間的信息應該加快共享步伐，當然前提是有制度保障個人信息不被濫用。

隨著個人信用制度和社會信用體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和機構在面對類似的不必要的證明時也會越來越從容，這種“有罪推定”的無犯罪記錄證明理應杜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