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少留守兒童，不能停留在文件

留守兒童這個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體，理應獲得更多關愛。國務院日前印發《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意見》要求，到2020年，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更加健全，全社會關愛保護兒童的意識普遍增強，兒童成長環境更為改善、安全更有保障，兒童留守現象明顯減少。

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

畢舸

減少留守兒童，不僅在于鄉村。其實，留守是一個“動詞”。除了留守在鄉村的兒童外，雖然有不少打工者子女隨父母來到城市，但父母忙于生計，無暇照顧，這些孩子的生存狀態依然是典型的“留守”，只不過場景從遠隔千里的家鄉置換到了空無一人的出租屋。

也因此，留守所代表的是孩子們所遭遇的權利困境。他們無從享受到其他同齡人的家庭照顧，同時承受著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的貧瘠無力。在鄉村中是如此，來到大城市同樣如此。

減少留守兒童還需激活更多公民權。就孩子而言，他們的權利其實與父母捆綁在一起。打工群體普遍面臨戶籍二元制帶來的制度歧視，近年來的戶籍改革雖有寸進，卻始終無法突破一線大城市的圍城瓶頸，而大城市往往集中著數量最多的外來打工者。

一紙戶口所隔開的，是外來打工者和戶籍人口子女在教育、醫療等公共資源的平等分享。公辦學位的緊張，以及對戶籍子女的優先傾斜，戶籍與非戶籍人口在醫療報銷費用的明顯差距，都造成收入本身就不高的外來打工者家庭負擔，在子女成長的經濟和人文環境營造上力不從心。

留守兒童指向的是更深層次的代際不公。缺乏足夠溫暖的成長呵護，與父母長時間的情感交流斷層，無論是留在家鄉的空曠孤寂，還是城市孤島所帶來的身心閉塞，以及啟蒙期良好教育的無法同步，疾病困厄時所無法獲得的足夠救濟，都讓留守兒童不分城鄉呈現出共有的傷痛癥狀。

《意見》中提到，政府、家庭、學校和社會各界要共建對留守兒童的關愛機制。這當中，首當其沖就是各地政府，作為人口凈流入地區的城市管理者，如何有效調配各方資源，應對日益增加的城市留守兒童群體，而勞動力輸出地區的縣、鄉、村，又該怎樣為外出打工者的子女提供日常保障，以及必要時是否能建立更為系統化的中央、省市及鄉鎮三級統籌，在財政投入、政策扶持、政府資源與民間慈善之間的協調組織等方方面面，盡快形成具有可行性的執行方案。

而更為關鍵的是，激活公民權所指向的公民權改革還要加速。這包括以居住證為主導的戶籍改革增添更多權利干貨，尤其是一線大城市對于外來打工者的權利保障更充分，從幼兒園、小學公辦學位更多份額分配給孩子，異地中考、高考舉措的落地，再到對外來打工者子女的醫療保險、報銷各個環節的完善，都有助于孩子們盡快融入城市。

同時，實現城市社工、義工服務與社區管理的有效對接，為外來打工家庭建立“大數據”檔案，尤其是隨遷子女的相關情況記錄，以便于提供更日常化的各項服務；把以往碎片化、原子化的外來打工家庭，組建成一個個相對閉環的自助與共助微系統。

在鄉村，則要依靠地方政府對外出打工家庭進行更廣泛和細化的人員登記，為孩子建立“成長照料檔案”。同時，也要考量如何依靠鄉村千百年傳承的宗族、同鄉照應習俗，通過恢復鄉村親情、血緣紐帶關系，實現村組內部的互助生態。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鄉村自治，從而讓孩子們獲得和土地一樣廣闊的成長空間。

留守兒童的際遇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也必然要從時代變革中尋求突圍動力。中央已經明確提出對于留守兒童減少的改革時間表，現在最需要來自于執行層面的全面跟進，讓我們的下一代真正擺脫“父母不在、過早凋謝”的悲情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