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明應該是“法無明確則自核”

“證明某某某在哪兒借住”、“證明某人和某人是什么關系”、“證明某人在家中去世”、“某人火化證明”……今后，這些需由社區居委會開具的五花八門的證明將被大幅壓減。一些本不該由居委會來證明的“奇葩”證明將被取消。日前，北京市政府下發《北京市簡化優化公共服務流程方便基層群眾辦事創業工作方案》通知，今后凡是應由行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核實的事項，群眾不必再提供證明。（3月23日《北京青年報》）

相對于其他版本的取消奇葩證明，北京這一版本值得一提的，不是取消了哪些證明——雖然很多取消的證明極具眼球效應，而是明確了一個原則，那就是“凡是應由行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核實的事項，群眾不必再提供證明”。這個原則，具有統領作用。

如同發展水平一樣，對一個社會問題的認識，也往往呈現出螺旋式的表征。拿“奇葩證明”來說，一開始是鋪天蓋地的質疑，認為證明“你還活著”、“你媽是你媽”、“菜刀確實已經丟失”，純粹是拿公民開涮，完全沒有必要；而后來，隨著問題的不斷涌現，認識的不斷升華，在看到有些證明并無必要之同時，也有人指出有些證明確有存在之必要。有些必要，有些不必，糾纏在一起，加劇了奇葩證明的清理難度。

雖然現在大數據技術發達，但也很難對當前的奇葩證明進行精確統計，說出具體的數據。正如北京市政府審改辦相關負責人所講，“由于沒有相對一致的標準和口徑，五花八門”。這也意味著，任何針對奇葩證明的“減法運動”，哪怕列出足夠的清單，也很難說對已有的奇葩證明一網打盡。加之確實存在一些尚有必要的證明，也在事實上給權力部門提供了借口。所以我們看到，無論是從條上來看，還是從塊上來看，雖然有些部門有些地區拋出的清減方案，已然力度不小，但公眾還是反映有漏網之魚，還有一些奇葩證明沒被清減掉。這一背景下，相對于就事論事，更應該明確地劃一條線出來。

在政府與市場關系上，我們已經接受了這樣的共識：市場經濟也是法治經濟，市場主體“法無禁止即可為”，政府部門“法無授權不可為”。這兩條原則的確立，從大綱上厘清了政府和市場的界限。針對奇葩證明的清理，同樣應該明確一個原則。這就是北京強調的，“今后凡是應由行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核實的事項，群眾不必再提供證明”。簡單地講，就是“法無明確則自核”。

北京方案提出清理的幾個“奇葩”證明，符合這一原則。這里的要害不在于這些證明有沒有存在的必要，而在于即便認為必要，但屬于行政機關、國有企事業單位應該核實的事項，不必由群眾東奔西走去努力證明。換句話說，誰認為有必要，就由誰去證明；如果有關方面不怕麻煩，那就自己去證明。總之，不能把責任推給群眾，不能“自己動動嘴，群眾跑斷腿”。這條原則確立起來之后，即便有一些證明沒有及時發現，沒被明確取消，也會倒逼變化和優化。

證明就應該是“法無明確則自核”。現實背景下，依然有一些證明具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否必要不能由權力部門自言自語，應該經過必要論證；即便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沒有明確的法律法規要求群眾提供，也應該免除群眾責任，改由權力部門自行核實。如果說 “法無授權不可為”清晰界定了市場關系，那么“法無明確則自核”則定義了社會關系，統一指向政府在經濟社會中的可為與不可為。這一原則，可謂是治理奇葩證明的抽薪之舉，有利于從根本上解決奇葩證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