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里不該有“貧富之辨”

大學幫困該不該公開受助學生的個人信息？貧困大學生該如何正視自己的“貧困”？在《北京青年報》發起的這場“貧困，是不是貧困大學生的隱私”話題討論中，正反雙方及持綜合性意見者都充分表達了各自的觀點，討論富于啟迪，發人深省。在此，筆者想從如何發展、弘揚大學精神的角度，談一點自己的淺見。

從已刊出的多篇討論文章看，大家對“貧困，是不是貧困大學生的隱私”的分析，至少在邏輯上是非常清晰的。在認同“貧困是隱私”的論者看來，由于社會上已經形成根深蒂固的輕視、鄙視甚至歧視貧窮的觀念，大學校園也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人們有意無意之間會對貧困大學生另眼相看，由此造成或加重了貧困大學生的敏感、脆弱和自卑的心理。因此，大學幫困要盡可能站在貧困大學生的角度，設身處地為他們考慮和著想，最大限度地保護他們的隱私和尊嚴，避免因公開“貧困信息”而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

而在不認同“貧困是隱私”的論者看來，公開受助人員的信息，是實施幫困政策的基本程序要求，無論是保障房的獲得，還是廉租房對象的確定，抑或低保戶、貧困戶身份的確認，將受助對象的基本信息向外公開，接受外界的監督，都是確保公平的必要程序。既然社會上對此有普遍的程序要求，大學幫困也不能例外，畢竟社會上因不公開或公開不夠，導致弄虛作假甚至腐敗操作之事并不鮮見，如果大學幫困不公開受助者個人信息，也難免會出現“虛假貧困”騙取資助補助之事，所以公開這一道程序不可或缺。

上述兩方觀點雖然針鋒相對，卻暗含著一個相同的前提：今天的大學早已不是獨立于俗世的“象牙塔”，大學校園已全方位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或者說大學環境與社會環境已經高度趨同，渾然一體而難分彼此。從這個前提出發，其中一方認為，在輕視、歧視貧窮的社會觀念未有根本改觀之前，貧困大學生在校園中遭受輕視、歧視也在所難免，因此應當把他們的貧困當成個人隱私來保護，盡量讓他們免受輕視、歧視之苦。

另一方則認為，既然大學環境與社會環境已經高度趨同，那么大學幫困的邏輯與社會幫困的邏輯也應當基本一致，都需要將受助對象的基本信息在一定范圍內公開。即便公開個人信息會讓貧困大學生難堪，讓他們感覺受到二次傷害，這大約要算是一種“必要的代價”——在大學校園之外，低保戶、貧苦戶獲得救助時公開個人信息，他們中有人也會覺得難堪和受到了傷害，是不是因此也要把他們的個人信息當成隱私嚴加保護呢？

在相同的前提下，兩方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相反的結論，而兩方的結論都言之成理而能自圓其說，對改進和完善高校幫困工作都具有難得的價值。然而，筆者恰恰對兩方觀點基于的那個前提感到很不安，認為這個前提原本就不應該存在，或者說，雖然這個前提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我們還是不能輕易“承認”它，至少要作出不懈的努力來改變它。

我們說今天的大學早已不是獨立于俗世的“象牙塔”，這說明大學曾經是獨立于俗世的“象牙塔”，進而言之，大學從古至今本來就應該是“象牙塔”，大學的環境本來就應當與社會環境有著巨大的區別。今天，我們看到了大學校園全方位深受社會環境的影響，我們沒有拼命用大學的圍墻來抵御社會環境的影響，而是很自然地“承認”了大學“象牙塔”淪陷的現實，“承認”了大學環境對貧困學生的輕視與歧視；我們沒有拼命用大學應有的治理邏輯來抵御社會治理的邏輯，而是很自然地采用社會幫困的邏輯來從事大學幫困。這不是大學人文精神的體現，而是大學“俗世精神”的泛濫，這是一種無比沉重的悲哀。

大學，是一個時代優秀青年的聚集，青年學生無論來自哪個地方，無論出身背景和家庭條件有多大的不同，都應當在大學校園里平等地享受自由的空氣，張揚青春的理想。大學里會有貧困大學生，但每個大學生從進入大學校園的第一天起，都應當“忘記”自己是來自富裕家庭還是貧困家庭，也不要關心別的同學是有“富爸爸”還是“窮爸爸”。大學天然應當具有平等、包容、和諧的精神氣質，大學校園里不該有“貧富之辨”，不應當給接受資助的大學生貼上“貧困生”標簽，更不能讓受助大學生覺得“丟人”，不能讓他們因為貧困背上沉重的心理包袱。正如愛因斯坦所言：大學生畢業離開學校時，應當是作為一個“和諧的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專家”。

我堅決不“承認”大學已不是“象牙塔”的殘酷現實，我期待大學早日回歸“象牙塔”的本位。當大學回歸真正的“象牙塔”，當青年學生都“忘記”自己的家庭出身條件，當大學校園里沒有了“貧富之辨”，貧困是不是貧困大學生的隱私，大學幫困該不該公開受助學生的個人信息，這些問題就不再需要明確的答案，這些問題本身也已失去了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