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總則：中國民法典的靈魂

　　漫畫張建輝

6月2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正式審議民法總則草案，意味著已實施近30年的民法通則即將步入歷史，我國民法典編纂邁出關鍵一步。民法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更是公民私權利的指南。在民法通則的基礎上制定民法總則，作為中國民法典的第一編，其意義遠遠超出了舊法新修。人們期待，民法總則能夠集中構筑中國民法典的精神之維，能夠成為中國私權立法的鑄魂之旅，開辟一個權利神圣的法治新時代。

一場保護私權的立法革命

從搖籃到墳墓，在我們每個人的人生旅途中，民法都須臾不可或缺。它保障我們的人格尊嚴，彰顯私權利的獨立價值，全面確認人的主體地位，促進人們之間的有序交往。這種個體意義上的權利關懷，讓民法一誕生就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蘊含其中的私權精神在法治文明長河中流淌不息。

早在公元前450年，羅馬在收集整理習慣規則的基礎上制定出“十二銅表法”，讓羅馬法的私法精神流傳至今;1804年，拿破侖頒布了法國民法典，隨拿破侖南征北戰而風靡歐洲，體現了“個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預”的立法精神;1900年，歷時23年始成的德國民法典實施，前承羅馬法傳統，在法典化上可謂登峰造極。這些民事立法的光輝典范，高揚私法的精神旗幟，凝聚出自由、平等、契約自治等一項項保障私權的法治原則。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在借鑒德國、日本的經驗基礎上，正式制定民法典。新中國成立后，在廢除國民黨“六法全書”的同時，并沒有制定民法。民事立法興起的背后乃是公民私權的勃興，而私權的勃興需要發達的商品經濟作基礎。由于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體制，雖然在20世紀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過民法，但都沒有成功。

進入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尤其是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極大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私權觀念的解放，民事立法工作提上日程。由于民法典涉及內容太過龐雜，立法機關采取了先急后緩的思路，先行制定調整民事關系的單行法，如1981年經濟合同法、1982年商標法、1984年專利法、1985年繼承法等，并逐漸在立法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原則和規范，使得制定民法通則的條件日漸成熟。從1985年7月組建民法通則起草小組，到11月民法通則草案初次提交審議，及至1986年4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新中國第一部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則誕生了。

用歷史的眼光看，只有9章156條的民法通則雖與民法典有天壤之別，但它的制定對于當時的中國而言不啻為一場立法革命。這部全面確認公民和法人基本權利的法律，不僅構建了民法的基本內容和體系，列舉了各項民事權利，為中國隨后30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法制基礎;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傳統中國的私法精神嬗變之路，深刻改變了中國人的法治觀念和權利心理。

眾所周知，中國歷史上沒有形成發達的市民社會，相反有“重刑輕民”的傳統，老百姓對于私權的價值認識不高，權利平等、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等私法觀念極不發達。法學家烏爾比安說:“公法是有關羅馬國家穩定的法，私法是涉及個人利益的法。”私法的要義是私權神圣，強調的是個體權利的保障，正所謂“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個人就是整個國家”，這與中國傳統倫理強調集體本位、國家本位存在抵牾。而民法通則的制定，從立法上確立了“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等現代民法原則，在實踐中不斷彰顯出個人本位、權利優先、主體平等、意思自治、契約自由的私法精神。例如民法通則起草中一個爭論焦點是，應否將法人納入調整范圍。當時的法人幾乎都是國營或集體企業，民法通則將法人納入，意味著國營或集體企業在商品經濟中與個體之間平等的主體地位。

民法通則頒布后，中國民事立法進入快車道。從1991年的收養法到1995年的擔保法，從1999年的合同法到2007年的物權法，從2009年的侵權責任法到2010年的涉外民事關系法律適用法，單行立法不斷完善。與此同時，立法之間的協調問題、私權保護掛一漏萬問題也日漸突出，民法通則的粗疏與滯后也日益凸顯，使得民法體系化工作呼聲漸強。2014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隨著民法典這一浩瀚立法工程的開啟，民法通則完成了它非凡的歷史使命，一部統領民法典的民法總則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