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造假肇始于權責關系錯置

為了美化空氣監測數據，竟不惜鋌而走險人為干擾采樣器。如此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行徑，最終仍不免是東窗事發、徒增笑柄罷了。從事后回看，本案的特殊性無疑有兩點。其一，指向了具體而明確的“作案者”，也即長安區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站長李某；其二，后續調查、處理已經轉入司法程序，而不再局限于環保系統的“內部解決”。這些信號都表明，環保部此前宣布展開的“嚴查空氣監測數據造假”的專項行動，正在個案中得到兌現。

事實上，為了確保空氣監測數據的真實性，原本就有一系列的技術安排和制度安排。比如說，采用全自動的采樣系統，數據實時上傳、遠程監控預警；再比如說，對監測站采取“國家直管”，并且高頻次開展飛行檢查、交叉檢查等等。按理說，既然有了這種種防范措施，當能有效杜絕所謂數據造假才是。可現實中，“監測站編造、篡改監測數據時有發生”，這一情況無疑令人失望。那么，問題到底出在哪里？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本案的始作俑者李某，其具體職務是“西安市環保局長安區環境空氣自動監測站站長”。該信息實則表明，盡管空氣監測站是由國家直管，但是其日常的負責人卻仍隸屬于當地環保系統——可以說，這是一種垂直管理與屬地化管理的“雜糅”；再具體點說，乃是“硬件設施”由國家直管，而事權卻歸地方所有。在這樣的背景下，受政績壓力驅動、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環保官員，當然總能無所不用其極來干預監測數據。

地方環保部門，既肩負環境管理與治理之責任，又擁有環境檢測和評估的權力，這種高度疊合的權責配置格局本就極不合理。為此破局，一方面亟待深度推進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確保環保系統能從地方保護的利益同盟脫身出來；另一方面，也需要繼續加快國家環境空氣質量監測事權的上收，以求徹底杜絕“地方力量”伺機下手、篡改數據的機會……環境監測茲事體大，針對“惡意造假”的定性與懲戒，必須合理升格并充分與司法追責對接才是。

不論如何，環保官員主動進行數據造假，都意味著一種業務專業主義的失守。技術官員無法恪守自己的崗位分工，環保部門無法掙脫地方的權力施壓，這些歷史頑疾不僅造成了空氣監測數據的失真，更直接導致了環保執法的長期弱勢。于此，必得從根本上破題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