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自己證明自己”，需要改變舉證邏輯

單位為了防止有人冒領補助，需要已經退休的老人證明自己還健在。家住南京六合的丁大爺已經84歲了，雖然行動不太方便，但還是來到了轄區派出所，請派出所開具一份證明他還活著的證明。按照公安部的規定，派出所已經不再開這類證明了。最終，派出所本著以人為本的原則，為老人開具了證明，證明他的戶籍仍在派出所轄區，并未注銷。

又見需要證明自己健在的“奇葩證明”。盡管公安部門已明確要求，對此類證明一律不再開具，但考慮到老人的實際情況，涉事派出所還是作了“人性化”處理，這一做法值得肯定。可這類讓辦事民眾與公安機關兩頭犯難的證明難題，終究不能只靠公安機關的“通融”來解決。

客觀而言，相關單位在補助發放上，要核實領取者的真實身份或是否仍健在，這并非無理要求，但所謂的核實，就是要求領取者必須自證，要從相關機構那里獲得“權威鑒定”，這顯然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在當前的信息社會，其實有太多的辦法可以核實一個人的真實身份，而并不一定要本人到場或是必須到公安機關那開證明。比如，新聞中就提到，可要求辦事者提供一張與當天報紙的合照，抑或是進行即時的視頻也有同樣的證明效力。

然而在現實中，即便是公安機關明確了不再開具相應的“奇葩證明”，仍有不少部門和辦事機構提出種種要求，而非采取靈活辦法，其實再次凸顯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很多時候，辦事機構要求開具各類證明，不過是為了弱化機構自身應盡的審核義務與責任承擔。個中邏輯并不難理解——反正有權威機構背書了，即使出現錯誤，也可成功規避自身的責任。

因而，在上述背景下，要徹底消除“奇葩證明”所存在的土壤，除了通常意義上所說的從技術角度突破各種信息壁壘，實現“讓信息多跑，讓人少跑”，或還需要打破長期以來所通行的由自己來證明自己的舉證邏輯。

有必要看到，這一看似“天經地義”的舉證邏輯，其實存在著不少弊端。第一，過于依賴讓辦事民眾自己證明自己，在無形中反而增加了信息造假的可能性，畢竟人都有趨利性，這從并不少見的各種“冒領”現象就可以看出；第二，要求辦事民眾自己證明自己，那么相應的，也就意味著到底如何才能證明自己，其標準和決定權都掌握在公共部門或機構的一方，如此也就更容易出現推卸責任的“刁難”現象。第三，既然證明的責任完全推給了服務對象，也就自然降低了公共部門對于“信息自由流通”的需要，這對于充分調動相關改革的積極性顯然是不利的。因此，面對“奇葩證明”難消的現狀，不妨借鑒司法中的“舉證責任倒置”制度，讓公共機構自身來承擔起更多核實與證明的責任。

當然，哪些基本的信息應由公民個人提供，哪些應由辦事機構來倒查、審核，并非絕對，關鍵是要讓這種證明、審核的責任與義務在公民個人與公共部門之間實現合理的平衡。比如，起碼的一點應是，只要公民能夠出具包括身份證、戶籍資料等在內的常規證件，就不應該再習慣性地要求找公安機關另開證明，即便有所“疑”，也應該由辦事機構自己去核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