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倒騙子并不是合適的防騙教材

　　朱昌俊

近日，湖北武漢市民衛東又一次收到林某的微信，微信內容是林某寫的檢討書。2月24日，林某以修改軟件為名騙走了衛東800元錢，誰想衛東不僅要回被騙走的錢，還“騙”走了林某的387元。

要回被騙的錢還“騙”了對方387元。相信這樣的新聞，讓人看了第一感覺就是挺解氣的，并暗自佩服衛東個人能夠騙倒騙子的“智商”和“能力”。新聞背后的跟帖中，不少人就稱贊衛東“厲害”，直言“高人值得學習”，儼然將衛東視為反騙的榜樣。可就現實來看，這樣的“防騙教材”并不具備借鑒意義。

一方面，按照律師說法，從騙子手中“騙”走錢款，其實已經涉嫌違法。另一方面，如果把“反過來騙倒騙子”，視為一種彌補被騙損失的做法，其實就預設了一種這樣的認識，即騙與被騙原來是個人智商高低的問題，只要自己足夠聰明，就足以把騙子也騙倒。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因為若承認這一點，也就無法解釋為何許多高學歷者同樣會被騙。

在此案中，被騙倒的騙子很可能僅僅只是個人作案，從而被勝利沖昏了頭腦。而當前社會多數詐騙行為背后往往都是團伙組織，有著精密的分工協作，要想把這樣的專業化騙子騙倒幾乎不可能。個人若迷戀于與騙子斗智斗勇，很可能聰明反被聰明誤，令自己蒙受更大的損失。

然而在現實中，還是不少人把受騙與否視為個人的智商問題。在這種認知投射到現實中，一是習慣把那些被騙的受害者戲稱為交“智商稅”，而往往對于騙術的教訓認識不足，甚至令被騙者反而承受道德上的壓力，陷入羞于求助的尷尬之中；二是各類社交平臺充斥了大量的諸如“七招教你如何把騙子氣哭”等未經證實的防騙攻略，把防騙當成了段子化娛樂，既降低了人們對騙術的警惕性，也消解了詐騙作為一種社會犯罪的嚴肅性質和其對應的社會危害。在某種程度上，公眾對這樣一則“騙倒騙子”的新聞的圍觀心態，或同樣不乏某種娛樂傾向。

太多的現實證明，在防騙和追回損失上，靠以牙還牙式的“私力解決”，終究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具體在此事中，有兩點真正值得關注的細節，一是衛東明白自己被騙后想到要自己“騙回來”，甚至想教訓下騙子的做法雖然不可取，但在“騙子”繼續下套之時，立即意識到自己被騙，這種警惕意識值得學習；二是很多人都關心這樣一個現實問題——假若衛東第一時間選擇保案，那么800元的“涉案金額”，警方又是否能夠立案并加以重視？

“騙倒騙子”并不是合適的防騙教材。從小的方面說，它仍是源自一種基于樸素正義的“私力救濟”觀，既無復制可能，也與法治社會的要求格格不入；從大的方面講，防騙從根本上說還是要靠減少社會中騙子的數量，最大限度瓦解騙子的生存土壤，而這顯然是復雜的社會議題，并非僅僅由個人提高防騙能力就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