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許可證承載了幾多制度交易成本？

本周三，國務院決定再砍掉22類量大面廣的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經此一砍，仍然實施生產許可證管理的產品將壓減到38類。今年以來，國務院已三次部署生產許可證改革事宜，每次都由李克強總理直接過問，“逼”著諸多發證部門“自斷財路”，推著這些部門落實國務院“放管服”改革的階段性任務。

“放管服”改革為什么要對生產許可證下刀？簡單一句話，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發證部門“行政創收”、直接和間接“行政斂財”的工具。與此同時，隨著政府職能改革及小金庫被取消，發證部門明面上不能直接向企業收費，那就改由下屬事業單位或選擇所謂“市場化”的辦證中介收費。辦證中介由此滋生為令人眼饞心熱的“熱門產業”。

可如此之下，申領生產許可證，就成了眾企業誰都無法“逃脫”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大把出了“血”卻還敢怒不敢言，因為生產許可證不是“一勞永逸”的，把發證部門給得罪了，定期復驗時很可能惹上麻煩。而復驗一旦遭卡殼，那就是非法生產了！

企業生產產品要先申領生產許可證的制度安排，在我國已存在數十年。1980年，鄉鎮企業在中國興起，粗制濫造、假冒偽劣成風，最丟人現眼的諸如溫州的“紙板皮鞋”，嚴重影響了“中國制造”的國際聲譽。1984年4月，國務院頒布《工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試行條例》，生產許可證制度成為中國特有的產品質量前置監管手段。隨之，生產許可證申領與復驗，逐漸形成一個令人苦澀的“市場產業”。

進入新世紀后，盡管當年的鄉鎮企業早就淹沒在歷史塵埃里，中國制造亦開始向中高端轉型且步履越走越快，但因為有利可圖，國內工業產品質量監管，非但沒有采取國際通用的過程監管，而繼續采用實際效果乏善可陳的生產許可證制度，考慮到此時政府行為已開始受法制約束，有關方面遂將1984年版的“生產許可證試行條例”升格為正式的“生產許可證管理條例”，從法制層面進一步固化了有違國際通行做法的生產許可證制度。

我國納入國家統計的工業品門類共有460余個，而納入生產許可證管理的工業品門類則多達487個，幾乎所有工業產品門類，均須申領生產許可證才能進行生產。2015年，本屆中央政府自身改革持續發力，經幾輪阻力極大之砍壓，不合時宜的生產許可證才縮減到本輪砍壓前的60類。

然而，數量的大幅壓縮仍然令不少企業高興不起來，問題出在哪里？本周二召開的全國推進“放管服”電視電話會議上，李克強總理說：“生產許可證雖從最初487類縮減到目前的60類，但掰開來看，這60個大類里面還套著小類，小類里面還有單元，單元里面還有品種，林林總總有近千個，而且多個部門還存在高度重復許可問題。”

大類、小類、單元、品種……如此這般，其中有的分明是為獲利設卡。一家飼料企業已申領到生產許可證，可有關部門并不肯放過它，上門找碴：“這飼料喂大豬、喂小豬還是喂乳豬？而且還要企業提交工藝和配方！”這副腔調、這等做派，就差大豬、小豬、乳豬的飼料都得單領生產許可證了。一家冰箱廠，所產冰箱有大小之分，卻要申領兩份生產許可證，作兩份強制安全認證。如此不近情理，人為增加企業負擔，無非是辦證和認證都有利可圖也。

“許可證革命”革的就是部門利益，反復拉鋸勢所必然。中看不中用的生產許可證大部分取消后，“放”的一塊大體做到了，但“管”與“服”的挑戰亦徒然放大了。讓企業真正實現輕裝前行，依然前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