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奇葩證明”為何難消除？

最近又有一則“奇葩證明”引人注目：某地一外來務工就業人員的孩子準備入學，結果在積分申請表上發現要提供“無犯罪記錄證明”。公安機關明確不再出具的18種證明當中，上述證明已涵括在內。雖然最終還是開具了，但經辦部門人員質問教育部門：“小孩讀書與其父母有無犯罪有關嗎？難道小孩的父母有違法犯罪記錄，就可以剝奪小孩讀書權利嗎？”

想起兩年前在云南鹽津縣發生的另一起事件，一女性在外地買房時，被要求到老家派出所開具“無犯罪前科證明”。戶籍民警也在證明中加入點評：“難道有犯罪前科的就不可以買房嗎？貴單位憑什么立此項規定？”這類證明之所以“奇葩”，大抵在于有違常理，公民上學、買房、婚育等都是正常權利，和犯罪記錄何干？按照深化“放管服”的“四個一律取消”，這明顯屬于“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一類，只能在國家行政、司法機關政審、調查或企事業單位重要崗位人員任用三類情況下開具。

但這兩則新聞的“奇葩”程度又略有不同，假如作買房之用的開證明荒謬至極，作上學之用的卻容易從現實中找到依據。此依據就是，父母是否有違法犯罪記錄確實和小孩的讀書權利無關，但在教育資源比較緊張的情形下，家庭狀況又真切成為學校選學生的參考要素。君不見此前的民辦小學招生，一些學校對家庭狀況的探知已經上溯到了“祖三代”？甚至單位、職務、學歷都在考查范圍內。當今教育越來越傾向“素質化”探索，不少小學特別是民辦小學，更樂意招收家庭狀況良好、家庭教育理念相契合的生源。可以斷言，哪怕相關條款不再硬卡“無犯罪證明”，也絕不代表學校就不重視了、不需要了，它只會以更隱匿的方式存在。

對“奇葩證明”喊了“一律取消”那么久，為何有些就是取消不了？這是因為有的證明雖然“奇葩”，但并非完全不合邏輯。比起作上學之用的開證明，有許多更有說服力的案例：如保險公司理賠時要求再三確認身份，初衷是盡量規避被冒領、誤領的風險；又如被作為極端案例的“你媽是你媽”，實際上是旅行社認真核對“緊急聯系人”正確與否……再摘錄幾則“舊聞”：去銀行換殘幣，需要“非故意燒毀錢幣”證明；醫保報銷，需要“自己扭傷腳脖子”證明；辦理公積金貸款，需要“結婚前未婚”證明……相比之下，這類證明才更加具有“奇葩”性質吧。

曾有媒體梳理“奇葩證明”，發現它們多與政務部門有關系，如房產、土地、民政、公安、社保、計生等。細究之，“奇葩”有時不在證明本身，而在辦理的過程。前不久中央提出繼續深化簡政放權，“凡沒有法律法規依據的一律取消，能通過個人現有證照來證明的一律取消，能采取申請人書面承諾方式解決的一律取消，能通過網絡核驗的一律取消”，可以視作對“奇葩證明”的歸類，其中后三種類別的指向大都是服務態度和過程——明明能通過現有材料、信息聯網就足以證明的，卻一定要拐彎抹角折騰一下，老百姓怎么可能沒有怨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