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企事業單位辦園模式

近日，多段“上海攜程親子樂園幼兒遭虐待”的視頻在網上引發廣泛關注。視頻顯示，親子中心工作人員向多名幼童做出推搡、灌喂不明物體的行為。昨天，攜程回應稱，已與涉事人員解除合同，并已于11月7日報警。

這件事當然是個案，攜程的回應也十分迅速。可是，也有必要對由企事業單位舉辦幼兒園這一緩解入園難的辦園模式進行反思。

近年來，為解決幼兒入園難問題，我國鼓勵企事業單位辦園，攜程親子園也是在這一背景下舉辦的。客觀而言，調動各方資源建設幼兒園，以緩解幼兒入園難，這是一條可以想到的“便捷”措施，然而，這一措施早已被實踐證明存在問題，重新推進這一措施，雖然可以增加學前教育資源，卻隱藏著可以預見的風險與諸多問題。

我國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就存在很多機關、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幼兒園，這些幼兒園主要解決本單位職工子女的入園問題，在學位多余時才開放給社區居民。這一做法隨著我國建立現代政府、現代企業和現代學校改革的推進，面臨爭議。一方面，這是單位辦社會機構，包辦職工的一切，讓企事業單位、學校不堪重負，也分散企事業單位、學校的精力；另一方面，這會制造不公平，機關、事業單位拿的是財政撥款舉辦幼兒園，卻只開放給（或主要保障）本單位的職工子女，這有違教育公平。再加上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幼兒園，隸屬于企事業，園長由企事業單位任命，教師由企事業單位招聘、管理，辦園也很不規范、質量參差不齊，因此，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不少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幼兒園，被調整劃歸到當地教育部門管理，與企事業單位脫鉤。

這本身是很正確的選擇，然而，在當時幼兒數量減少的背景下，相當數量的企事業單位舉辦的幼兒園，在與企事業單位脫鉤之后被關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部門不愿意出錢維持這些幼兒園辦園。結果是，公辦性質幼兒園越來越少，很多地方的學前教育主要由民辦幼兒園保障，而隨著我國幼兒數量增多，幾乎“一夜之間”，全國各地都出現嚴重的“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幼兒的學前教育甚至需要大批沒有合格資質的“黑幼兒園”存在才能保障。

為緩解“入園難，入園貴”，從2011年起，我國實行“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要求各地政府加大對學前教育的投入，增加普惠幼兒園，經過多年努力，我國學前教育的三年毛入園率有大幅提高，但公辦、普惠幼兒園比重還是偏低，對此，鼓勵企事業單位、街道舉辦幼兒園，當然可以作為提高公辦、普惠園比重的一條途徑，可是，這不又回到上個世紀90年代前的老路上了嗎？

對此，在有關部門出臺鼓勵企事業單位舉辦幼兒園的政策時，專家就發出疑問：當年企事業單位舉辦幼兒園存在的爭議，會不會再次上演？如何對這些幼兒園進行規范管理？會不會出現多頭管理（包括企業出資舉辦，委托管理）的灰色地帶？

提高公辦、普惠園比重，關鍵在增加對學前教育的投入。我國目前學前教育公辦園比重低，主要原因是政府財政投入不夠。2008年，我國預算內學前教育經費總支出僅占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總量的1.29%。經過學前教育三年行動計劃后，2013年，這一比例提高到3.3%。教育部部長陳寶生提出，2020年，學前教育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園比例達到80%，是教育改革和發展要啃下的硬骨頭之一，為此，我國應該強調政府的投入責任。

讓老百姓享有公平而有質量的學前教育，鼓勵企事業單位辦園只是應急之舉，從長遠看，應當把一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明確政府對學前教育的投入責任。把一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其實是完全可行的，因為要求家長必須讓孩子接受一年學前教育，不會有多大阻力。而把一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國家并不缺少財力，關鍵在于如何從立法層面推進解決這一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