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出臺“不得”有違依法治國

11月13日，國家體育總局發布了《關于進一步規范廣場舞健身活動的通知》。這是一個沒有法律依據，或者說沒有獲得授權的規定；同時也是一個十分粗放的規定，其職責范圍、實施對象均不明確，隨意性太大，嚴肅性不足。

所謂“規定”，即限制他人行為，有一定的強制性。限制他人行為，與個人權利有關，必須有法律依據；否則，就可能違法，侵害他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權力或權利。

這個“通知”中有四個“不得”：“不得在烈士陵園等莊嚴場所開展廣場舞健身活動，不得通過廣場舞健身活動非法斂財、傳播封建迷信思想，不得因廣場舞健身活動產生噪音影響周邊學生上課和居民正常生活，不得因參加廣場舞健身活動破壞自然生態、環境衛生和公共場地設施，擾亂社會治安、公共交通等公共秩序。”這四個“不得”，有越界立規的嫌疑。比如，烈士陵園有專門的管理部門，很多地方是由民政部門管轄。“不得在烈士陵園等莊嚴場所開展廣場舞健身活動”，這個“不得”，如果由民政部門來宣布，還比較名正言順；體育總局說這個話，難道是要當民政部門的家？這不是有越界嫌疑嗎？這說明體育總局在起草這個“通知”時，對自己的職權范圍、行使職權的對象都沒有搞明白。“不得通過廣場舞健身活動非法斂財”這一條，何為“非法斂財”？具體有什么行為？法律上是怎么規定的？會不會與相關法律沖突？如果有人違反了四個“不得”，體育總局有合法的即有法律依據的處理手段嗎？估計體育總局沒有辦法回答這些問題。

“不得”是強制性規定，強制性規章都必須有相應的懲罰性條款，否則其強制性就無法體現。但是四個“不得”，沒有一個“不得”有配套的懲罰性條款。估計連體育總局自己都心里明白，自己沒有辦法處置這些違反規定者。

如果將這四個“不得”的實施對象明確限定為體育總局及下屬機構的工作人員，規定他們在組織廣場舞活動時，不得打擾烈士陵園的莊嚴，不得影響交通安全等等，這就名正言順了；體育總局自己工作人員如果違規，體育總局是可以在法律允許范圍內實施處罰的。通過對自己工作人員的約束，達到規范廣場舞的目的，這才是恰當的途徑；但這也僅限于由體育總局系統的工作人員發起或組織的廣場舞活動。如果是民眾自己在那里跳廣場舞，可以說跟體育總局一點關系都沒有。

如果體育總局可以對不確定人群出臺規定，那么任何一個行政部門，只要自己愿意，自認正確和必要，都可以出臺類似規定，任意越界行使權力，限制他人權利，造成對法治的擾亂，對社會生活的擾亂。文化部門可以認為，廣場舞既然是“舞”，就有文藝活動的屬性，文化部門也來幾個“不得”管舞蹈活動，不也名正言順？但是這么一來，一是龍多不治水，二來各部門管理范圍交叉，管理權限打架，失去行政管理的嚴肅性。

現在人們健康意識、體育鍛煉意識普遍增強，同時群體性的體育鍛煉也是一種社交活動，參與者眾，但是活動場所、設施相對不足。這個矛盾，主要應該通過增加活動場所和設施來解決，在城市建設、改造中增加相關用地，尤其重要。在解決供求矛盾取得進展之前，對廣場舞活動中的弊端，如噪音過大、場地沖突等，應該通過呼吁、倡導的辦法來緩解矛盾。杭州湖濱一公園各種活動群體產生噪音較大，矛盾比較突出，相關部門聯手媒體，發起簽名活動，呼吁活動，這種方法即使收效不大，也比隨意出臺限制公民行為的“不得”來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