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用技術，促技術向善

最近有兩條與新技術有關的新聞，值得琢磨。

一條是，揚州一位盲人管先生，在某運營商營業廳辦理手機卡時，被刷臉這道關口難住了。因為刷臉時，系統要求他“睜眼”驗證，這超出了管先生的生理極限。營業廳拒絕提供其他辦理渠道，最后管先生的業務辦理不成功。

管先生太難了。今年6月1日即將施行的《人臉識別技術應用安全管理辦法》第十條明確規定：實現相同目的或者達到同等業務要求，存在其他非人臉識別技術方式的，不得將人臉識別技術作為唯一驗證方式。目前已實行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數據安全法》等法律也明確，刷臉要取得對方單獨同意，不得將刷臉作為提供服務的前提等。可以說，法律所倡導的理念是明確的。管先生帶了身份證，眼疾肉眼可辨，為何一定要刷臉？

另一條是，最近有大學生將自己原創的論文發至主流論文檢測系統，結果顯示“AI率”過高。有“好事者”紛紛將《滕王閣序》《背影》《三體》等文學作品拿去該論文檢測系統檢測，同樣顯示不合格。當然，這種檢測方式不一定足夠科學。

兩條結合起來，前一條反映的是不當使用新技術給辦事人造成困擾，后一條反映的則是一些新技術還不夠完善，使用過程中帶來“測不準”效應。

這是一個新技術高歌猛進的時代，值得歡呼，也啟人思考。新技術本身或使用過程有不完善的地方，也可以改進，但還是要注意，在新技術推廣和使用過程中，應避免兩種效應。

第一種是“懶政效應”或“阻礙效應”。也就是說，要注意防范，某些新技術的使用，不但沒有增進福祉，反而降低了福祉。

還是以上述管先生的事情為例。在沒有刷臉技術的歲月里，盲人辦手機卡反而是順利的；現在有了刷臉技術，這位管先生反而辦不成了。這就是新技術不當使用帶來的障礙。

同樣典型的是當下普遍存在人工智能客服。不少人怒稱一些單位的人工智能客服是“人工智障”。相信大多有過使用體驗的人會有相同的感受：靠這些人工智能客服，很難解決問題，有時它們自己就是問題。

對這些現象再透視下去，更值得人深思：一些人設置這樣的新技術，究竟是真的要為人民服務，還是為自己服務？是為了推廣新技術、方便群眾辦事，還是方便自己減輕負擔？

第二種是盲目崇拜效應。一段時間以來，人們為新技術的強大而歡欣鼓舞。甚至，一些人幾乎完全“臣服”于新技術。比如，有人寫文章、作總結，全權委托AI生成式大模型；有人覺得人工智能開藥方也挺好；有人甚至把汽車方向盤也放手給輔助駕駛，自己當起甩手掌柜……

對此，竊以為，不應“神化”新技術。它們本質上仍然是人類創造出來的生產工具，是人的勞動的對象物。人類自身才是它們的天花板。恰當地使用，能助人類一臂之力；而盲目地崇拜，則難免滋生風險。

尤其當前很多新技術還在初興階段，好不好用、能不能用好，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怎么使用，取決于深度開發的能力。比如同一款AI產品，不同的指令輸入方法，得到結果質量完全不同。再比如AI大模型在某一行業的落地，需要結合具體場景去進行深度學習和訓練，優化算法。可見人的因素，在新技術的普及過程中，還是占據主導地位。忘記這點，容易忽略人的重要性，讓新技術成為“背鍋俠”。

對服務行業而言，還是應該用新技術來方便服務對象，而非圖自己省事。否則，新技術就成了老把戲，成了偷懶、耍滑的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