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行“4.5天工作制”前，先把帶薪休假落實

四川綿陽近日宣布試行“4.5天彈性工作制”，鼓勵有條件地區推行“周五下午+周末”的2.5天休假模式，輿論場上一片叫好聲。可細想之下，當許多勞動者還在為雙休日“縮水”、帶薪休假“落空”而苦惱時，這多出來的半天假，到底是錦上添花，還是畫餅充饑？

一紙新政背后的“未竟之業”。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全國企業就業人員周平均工作時間48.5小時。另外，全國帶薪休假落實率在57%左右，近半數勞動者因“企業不讓休、員工不敢休”而放棄休假。近七成受訪者沒休完2024年年休假，而超60%未休年休假受訪者是主動放棄，近三成職工既未休假也未獲補償。面這些基礎權益尚未夯實，超前推行彈性休假，難免讓人懷疑是不是畫餅充饑。

其實，人社部曾明確表達：縮短工時需以生產力水平為基礎，當前企業承受能力有限，強行推廣可能加劇勞資矛盾。現實中，浙江嵊州2020年試行的4.5天工作制，最終因基層“不敢休、不能休”淪為紙上政策。這揭示了一個殘酷真相：休假制度若缺乏剛性約束，再美好的設計都可能淪為“特權福利”。

“彈性”背后的剛性困境。綿陽新政將提振消費作為出發點，卻忽略了勞動者的“時間貧困癥”。筆者身邊有位朋友對此坦言：“每月房貸要還，孩子補習班要交錢，多休半天等于少掙兩三百塊甚至更高。”在這種經濟壓力下，彈性工作制可能異化為“彈性剝削”。更值得警惕的是，政策若僅在機關單位、國企落地，或將加劇職場福利分化，讓普通勞動者陷入“看得見夠不著”的落差。

反觀帶薪休假，其法律地位早已明確。《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規定，未休年假應按日工資300%補償，可現實中，企業違法成本過低、監管乏力，讓這項權利成了“櫥窗里的蛋糕”。對此，中國人民大學馬亮教授曾直言：“帶薪休假是法定義務，不該淪為刺激消費的工具。”

與其追新求變，不如固本培元。當前最迫切的，不是創造新概念，而是筑牢基本盤。江蘇高院2019年出臺規定，明確法院應受理年休假糾紛，支持勞動者主張300%補償，這種司法保障值得推廣。浙江動一新能源公司試行4.5天工作制時，優先保障設計崗雙休，正是分步推進的務實之舉。這些探索揭示了一個樸素道理：權益落地需要制度護航，更需要社會共識。

因此，當務之急，是讓《勞動法》第45條不再沉睡。加大勞動監察力度，對拒付年假補償的企業課以重罰；建立行業工時指導線，杜絕“兩人工作量壓給一人”的潛規則；完善薪酬結構，讓勞動者不再靠加班費維持生計。正如中國政法大學婁宇教授所說：“遏制加班文化，必須讓工作時間與工資收入科學掛鉤。”

休假制度改革不是百米沖刺，而是接力長跑。與其在4.5天工作制的“新賽道”上搶跑，不如先還清帶薪休假“制度舊債”。畢竟，當勞動者連法定休息權都難以兌現時，再多彈性政策，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劉純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