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全國老齡辦發布的《2024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顯示，截至2024年末，全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已超3.1億。而《第五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基本數據公報》顯示，全國獨居老人比例已達14.2％。數據背后，老年人群體對情感慰藉、人格尊嚴等更高層次的需求已形成對相關服務的巨大期待。“外包兒女”服務應運而生。（9月30日《法治日報》）

隨著民政部、全國老齡辦發布《2024年度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公報》，我國60周歲及以上人口突破3.1億的數字再次引發社會對養老議題的高度關注。在獨居老人比例已達14.2％的現實背景下，“外包兒女”服務悄然興起。一時間，輿論場中質疑聲四起：這是孝道的淪喪？是親情的買賣？還是子女推卸責任的“甩鍋”？對此，我們不妨先別急于“拍磚”，而應以更理性、更包容的視角，審視這一新興服務背后的社會需求與現實困境。

“外包兒女”并非字面意義上的“代子盡孝”，而是一種以情感陪伴為核心的社會化養老服務。它涵蓋陪聊、陪診、代為探望、協助辦理事務等多種形式，旨在緩解獨居、空巢老人的精神孤獨與生活不便。在人口大規模流動、家庭結構日益小型化的今天，許多子女雖有孝心，卻因工作、異地、育兒等現實壓力，難以常伴父母左右。一位在一線城市打拼的中年白領，可能每月只能回老家一次；一位獨居在老城區的退休教師，子女遠在海外，視頻通話也常因時差而中斷。在這樣的現實下，“外包兒女”實際上成為連接親情、填補空白的“情感橋梁”。

我們批判“外包兒女”，往往出于對傳統孝道的堅守。然而，孝的本質是“敬”與“愛”，而非形式上的朝夕相處。若子女在外奔波，卻能通過專業服務讓父母感受到被關心、被傾聽，這何嘗不是一種現代語境下的“孝”？正如我們不會指責請護工照顧失能老人的家庭“不孝”，也不應簡單將“外包兒女”等同于情感逃避。關鍵在于服務是否真誠、是否有溫度，是否真正提升了老人的生活質量。

當然，任何新生事物都可能伴隨爭議。我們需警惕個別機構將情感服務過度商業化，甚至誘導老人消費、制造焦慮。但問題的根源不在“外包兒女”本身，而在于監管是否到位、行業標準是否建立。與其全盤否定，不如推動其規范化、專業化發展。可借鑒日本“介護”制度，建立服務人員培訓認證體系；引入第三方評估機制，確保服務質量；同時鼓勵社區、公益組織參與，形成“政府引導＋市場運作＋家庭參與”的多元共治模式。

更深層次看，“外包兒女”的出現，實則是我國養老體系從“家庭主責”向“社會共擔”轉型的縮影。國家正大力推動“老年友好型社會”建設，發展銀發經濟、完善社區養老、推廣智慧助老。在這一進程中，市場敏銳捕捉到情感陪伴的缺口，正是社會服務體系自我調適的表現。我們應以開放心態接納多元養老方式，既倡導家庭責任，也尊重個體選擇，既弘揚傳統美德，也擁抱現代創新。

因此，對“外包兒女”還是需理性審視，且慢“拍磚”，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苛責；多一份建設，少一份批判。唯有如此，我們才能在老齡化浪潮中，共同構建一個既有溫度、又有韌性的養老生態，讓每一位老人都能老有所依、心有所安。（舒朗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