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運動”

【一個城市，無論高樓大廈多么鱗次櫛比，馬路車道多么寬闊平坦，走了半天找不到一個廁所去方便、找不到一個便利店買瓶水、找不到一家餐館吃頓飯，這個城市的新陳代謝就要停止，就會成為鬼城、睡城，甚至說的難聽一點——活死人墓?！?/p>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日前撰文討論了新區變“睡城”，這個城市建設的“老大難”問題。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及縣以上的新城、新區達3500多個，規劃可容納人口達到34億。這個在數字意義上足以容納世界半數人口的“規劃”，并不簡單地是一個“合成謬誤”，也是多年來城鎮化建設粗放擴張思路使然。

“產城融合”，是過去一段時間許多新城、新區開發建設時喊得特別響亮的口號。這個口號的最大問題，是見“產”、見“城”不見“人”：或是一張白紙好作畫，謀求新區產業發展和城市功能的協同；或是另起爐灶，建設城市未來發展定位的承載區；或是權宜之計，寄望以新城區緩解老城區的擁堵、疏導老城區的人口、轉移老城區的產業。

為達到上面三重目的，一種常用的配套“撒手锏”是區域內政府機關“拖家帶口”捆綁一眾“事業單位”搬往新區。抑或實施“大學城”戰略。上述做法，不論引入的是“老人”還是“鮮肉”，往往很難在短期內改變新城、新區對于中心城區的附庸性和功能結構的單一性。不管每個月以什么名義、發放多少郊區工作的通勤補貼，人們還是不為所動，“身在曹營心在漢”。一下班，心急火燎地排隊，等班車以返回市區的人們，成為一道獨特景觀。而一到夜晚就人去樓空的“鬼城”風貌，則成了此類新城、新區的宿命。

另外一種類型，是通過突擊性的房地產投資建設，將位于城郊的新城、新區，打造為一塊相對于市中心的房價洼地，和相對于喧囂都市的一塊靜謐場所。于是，經濟不寬裕的城市白領、其他工薪階層，為擺脫和減輕沉重的房貸壓力，購買新區的樓盤；生活優裕的高收入群體，為了“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后現代趣味，也入住新城的別墅。乍看起來，還真是人氣爆棚：每到夜晚，操著不同口音的攤販紛紛走上街頭，來到大型人口居住區，烤串、麻辣燙各色生意煙火繚繞。然而，這熱鬧和人氣僅屬于夜晚，所謂“夢里不知身是客”的一晌貪歡。的確，來的都是客，甭管手里拿的是70年的房屋產權還是1年的租房合同。當太陽升起，如同路人一般“客居”于此的老板和“打工狗”們都會離開這里，向著同一個方向、向著中心城區進發。這就是“睡城”。

“鬼城”和“睡城”，正是當下國內諸多城市新城新區的真實寫照。城市化本是人類文明進步和現代化的象征。這個過程是歷史的、自然的，它固然可能由于人為力量而加速，但終究要受到一定客觀規律的制約。在古代，這種規律主要體現在水源、糧食上。后來，人們學會了打井，這也就意味著僅靠地表水已無法滿足人的生活用水了。人們也學會了開鑿運河、提升運力、通暢物流，通過技術手段促進糧食增產，這使城市得以在空間上減輕了對農業和農村的過度依賴。當代的北糧南運、南水北調，凡此種種，廣義上說也都是使城市相對于農村更具獨立性的措施。

然而，城市的規模終究有其邊界。城市的優勢在于資源的集約高效。所以從上世紀90年代末以降，先后從蘇南、滬郊、成都等地出現，越喊越響的一個口號叫做“三個集中”：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新型社區集中，土地向適度規模經營集中。集中才有力量，集中才能攤低成本。一個區域完成了城市化，也就意味著完成了道路、水電煤氣等各方面基礎設施建設的巨大前期投入，這樣大的投入需要人口和產業的高度集聚來支撐。

這種集中應該順勢而為、因勢利導，而非強掰硬扭、趕鴨子上架。強調產城融合之外，還要目中有人。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新城新區的建設，總要經歷一個社會功能逐漸完善和提升的過程。學校、醫院、商場、公園綠地等設施，都是居民安居樂業必不可少的保障，而這些設施從硬件投入到服務質量提升也要經歷一個過程。過去一些年，很多城市在新城建設中生怕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貪大求全，一次性將新區周邊許多農村涵蓋在內，使大量農村人口未經職業和空間轉換而一夜之間變成了“城市人口”。這種華而不實的城市化，除了賬面上的城市化率提升，對于城鄉協調發展可謂遺患重重，非但未解決農村人口市民化的問題，反而帶來巨大的后期安置壓力。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城市一方面希望疏導中心城區的過量人口和功能，另一方面在教育、醫療等社會服務方面出臺緊密捆綁居住地標識的政策，造成互相抵消和互相矛盾的效果。在放開二套房甚至多套房的配套政策協同下，這套“組合拳”的最后結果可能是：一方面城市不同城區間教育、醫療等社會資源布局的失衡一仍其舊，另一方面則促使已遷入新城新區居住的高收入者，由于子女入學而重返中心城區購買多套住房。這樣，表面上看，郊區樓市和中心城區的二手房市場都保持了穩定甚至繁榮。但這種撇開戶籍制度改革而單兵突進的城市化，除了帶來一點“去庫存”的非意圖后果，除了進一步固化郊區的“鬼城”“睡城”“死城”之外，又解決了什么重要的問題呢？

城市發展的長久潛力在于其自身新陳代謝的能力、職業創造的活力和社會服務的實力。一個充滿朝氣的城市，當然應該有迂回化的市場分工，新的行業和職業才會不斷細分層出不窮。這是建立在一定人口規?；A之上的。沒有人氣，一切無從談起。一個城市，無論高樓大廈多么鱗次櫛比，馬路車道多么寬闊平坦，走了半天找不到一個廁所去方便、找不到一個便利店買瓶水、找不到一家餐館吃頓飯，這個城市的新陳代謝，就會成為鬼城、睡城。

在“以人為核心”的城市化進程中，在大型城市的建設和治理方面，我們還有太多的功課要補上，還需要老老實實地當小學生，少一些宏大手筆，多一點腳踏實地。至少在“動手”之前，先設身處地想清一個問題：人家為什么要到你這里來。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副教授）

記者近期在多地采訪發現，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迫切希望加速發展，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7月14日《北京晨報》）

小到一座城市，大到一個國家的整體發展規劃，與政府的智慧和長遠眼光密切相關，也與百姓切身利益緊密相聯。規劃科學合理，能刺激經濟更好更快發展，讓民眾得到實惠，增強獲得感；規劃好高騖遠，不但于經濟無益，反而會因決策失誤，發展走偏，而影響全體人民的共同利益。無論是一個“五年規劃”，還是更長遠的計劃，都必須聯系實際、因地制宜，科學穩妥制定方案，既不可束手束腳，遲滯不前，更不可盲目樂觀，信口開河。

建設一座新城談何容易！征地拆遷、修建道路基礎設施、開發房地產等等，面臨著各種不可預見的風險因素。且不說沒有足夠的人來居住，無人購買已經難以消化的庫存，各方面的政府投資，恐怕也是一個天文數字。然而，做出如此唐突的決策，并非個別地方政府，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否則也不至于規劃的新城數量達3500多個。

一座城市的規劃，往往會經過相關專業部門的反復研究、科學論證。如此違背正常規律，缺乏科學依據的新城規劃，本身就是一個笑話。大家對新城建設趨之若騖，除了沖動政績觀，恐怕更多還在于少數官員“拍腦袋”決策：少數官員為了表面上的政績，不負責任地“大躍進”，“全由我做主，想怎么辦就怎么辦”使得一些官員異想天開，打著加快城鎮化的“號子”，輕易“拍腦袋”。所以，唯有加強責任倒查，嚴肅問責方能杜絕類似現象，遏制地方政府造城沖動。

小城鎮的發展規劃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人口多少，而在其具有自身特色、自身優勢，這才是國家所倡導，也是當地百姓所渴望和向往的。

記者近期在多地采訪發現，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迫切希望加速發展，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7月14日 新華網）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以及工業化進程加快，城鎮化發展將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在此語境下，各地結合實際扎實做好中小城鎮發展規劃，不僅是未雨綢繆之舉，是積極應對中小城鎮發展的重要措施，然而，暫不說是否真的需要規劃超過3500個新城新區，單就34億的規劃人口就讓人感到不解和困惑，規劃人口超出目前我國人口總量近2倍，這么多的新城新區究竟由誰來??？如果耗費巨資建設的新城新區沒有人居住，這樣的小城鎮還有存在的必要嗎？規劃的小城鎮豈不成為“鬼城”嗎？這樣的小城市絕不是百姓所希望的。

任何發展規劃都要經過科學論證、征求民意以及履行必要的決策程序，小城鎮發展規劃自然不能例外，這也是確保規劃符合客觀實際、符合發展需要以及具有前瞻性等的重要前提和基礎。而且，小城鎮發展規劃確實需要具有長遠眼光，否則，今天規劃了明天卻過時了，那也會造成不必要的嚴重浪費。但規劃要具有長遠眼光、具有前瞻性，絕不是說規劃就完全脫離實際，容納34億人口的新城新區規劃顯然嚴重脫離了實際，是不切實際和浮夸的。那么，這些規劃是如何出爐的呢？履行了哪些審批審查程序？又是否廣泛征求民意了呢？倘若這些規劃都是當地領導拍腦袋決策的，那么是否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呢？好在這些規劃目前僅是藍圖，還沒有付諸實際，倘若這些脫離實際的城鎮規劃真的變成了現實，那恐怕就會成為一種災難，成為當地百姓心中的痛。從這個角度，有關部門應盡快責令停止這些規劃的實施，并對這些規劃的程序進行徹查才對。

小城鎮的發展規劃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人口多少，而在其具有自身特色、自身優勢，這才是國家所倡導，也是當地百姓所渴望和向往的。

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迫切希望加速發展，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7月13日新華社）

34億的規劃人口，顯然存在著明顯的“失真”和“貪大”。其原因，或許與城市的定位不準有關，但在現階段，城市規劃“臃腫”現象的出現，其根源仍在于規劃本身嚴肅性的缺乏和規劃權的分配失當。

這一點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視。今年2月份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提出，依法加強規劃編制和審批管理，嚴格執行城鄉規劃法規定的原則和程序，認真落實城市總體規劃由本級政府編制、社會公眾參與、同級人大常委會審議、上級政府審批的有關規定。然而實際情況是，每一份不切實際的城市規劃的出臺，其背后都存在著繞開程序的問題。

與幾乎不可能實現的“規劃人口”對應的是，近年來各地的“空城”現象愈發多見，這是不切實際的城市規劃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而規劃的銜接不暢和嚴肅性不足，也在客觀上加劇了規劃的非理性。當然，城市主政者對城市的規劃人口、面積有貪大的喜好，也仍是由于一種粗放的發展理念在作祟。

應該說，城市規劃貪大的風氣的流行，還不止由于規劃權的約束不足，而是與整個城市的權力運行有關。畢竟，一些地方政府動輒“造城”，發展沖動是其一，更反映出其配置資源的能力確實很強大，所以對城市遠期發展抱以盲目樂觀就不足為奇。這一方面激發了政府不切實際的“造城”沖動，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市場力量對于城鎮化的推動，而導致城市發展內生動力不足。

遠遠超出城市發展能力的“城市規劃”，小則使得規劃失去了應有的指導意義，毫無權威可言，大則是進一步加劇了城市發展的泡沫，導致浪費與經濟風險。對于這種很明顯的規劃沖動，首先還得在規劃權的制衡上下功夫。常識是，越是受到約束的權力，其“亂來”的幾率就越小。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嚇一跳。新華社報道,根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有網友據此估算,規劃的這些新城可以容納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

規劃是未來發展的藍圖。但恐怕誰也沒有想到,把全國各地的新城規劃簡單地做個拼圖,竟然會得到如此一個夸張的畫面。這直觀地反映了一個問題:各級規劃之間相互脫節,地方規劃往往各自為政。由此也可以看到,各地都在關著門,以描繪藍圖為契機,攤著自己的大餅,而不去管甚至沒想過這會給整體層面帶來多么嚴重的問題。

有人認為,規劃不等于現實,因此問題并沒有那么嚴重。然而,三四線城市樓市的庫存積壓就是盲目規劃的惡果。其實,全國各地規劃新城人口達34億已不算什么新聞,早在2014年國家發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研究中心有關負責人就提到過這個數字。這表明,新城規劃建設“攤大餅”的問題存在已久。近期媒體再次確認這個數字,有積極的警示意義:一是幾年間這樣的規劃結果并沒有得到有效糾正,這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二是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下,為穩定增長各地各級規劃批復的頻度、密度在增加,應當嚴防規劃過多、過度而再成“攤大餅”。

有些地方規劃部門把規劃過度解釋為超前規劃,認為規劃過度也沒有錯,只是暫時超出了當前需要,解決規劃超前他們缺的只是人。因此就不難理解,部分地方規劃部門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搶人”。

靠規劃如何搶人,這讓人很難想象。但有一個細節值得關注,那就是得到批復的這些新城規劃,大多帶有幾個關鍵詞:以人為本,產城融合,城鄉公共服務一體化……然而,很多規劃在落實時,往往忽視了這些關鍵詞。而恰恰是這些軟環境建設不到位,讓那些規劃下的新城有房市無人氣。被招商引資、房地產開發等各種概念炒作,消費了新城規劃這個概念后,地方發展迅速淪入沉寂。有的規劃無法落實成為墻上的一張圖,有的新城建好而人跡罕至成為“鬼城”。

以人為本的城鎮化不應是一句空話。到地方采訪,相關的部門負責人大多能將“以人為本的城鎮化”念得順嘴順口,然而談到如何真正做到這幾個字,他們又大多感到頭疼不已。在東部某三線城市,當地政府設立政策:大學生落戶可享受購房補貼,然而響應者并無明顯增長。反倒是在當地務工的數千名農民工,有落戶的意愿卻難以邁過落戶的門檻。這些地方有條件、有空間吸納這類外來務工人口,但卻不愿意支付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因此,當前城鎮化過程中存在一個奇怪的現象:很多城市積極為填充規劃而“搶人”,卻又把人口進城的門檻抬得太高,拒絕潛在的新市民。

從規劃“攤大餅”到“搶人”的勢利眼,可以看到地方規劃的扭曲和城市之間競爭的激烈。這也表明城鎮化過程中,我們仍有許多課要補:人口和產業層次的提升,需要循序漸進逐步發展。如果每一個城市都定位高端,既忽視了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也容易堵住人口流動渠道,給自身發展設限?！?4億人口”的新城規劃拼圖戳中了城鎮化進程中的軟肋,如果不能有效轉變發展觀念、加強區域協同、切實以人為本,它就會成為中國城鎮化的一塊傷疤。我國新型城鎮化規劃已明確:以城市群為推進城鎮化的主體形態。這意味著,科學的城市發展導向是中心多元結構,城市之間應該取長補短形成互補關系,而不應該繼續閉門造車、各自為政、無序競爭。

“新華視點”記者近期在多地采訪發現，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迫切希望加速發展，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

中國目前的人口增長，已經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60年增兩倍?？v然能夠像過去那樣增長，到2030年人口規模也達不到30億，那么，地方又是如何提出這些規劃的呢？有多少規劃已經開始實施了呢？

目前，從上到下都在全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加大去產能力度。而且，推進的難度比較大，困難也比較多。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原因就在于，前些年地方上項目的熱情過高，投資的力度過大，造成了今天產能的嚴重過剩，也造成了社會供應與社會需求之間的嚴重不協調，有效供給不足、無效或低效供給則過剩，不得不對過剩產能進行調控，對供給側結構進行改革。

如果在城鎮化建設中，特別是新城區建設中，也像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一樣，來個“大躍進”，那么，十多年以后，是否也要來個城鎮化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把城市“踩平”，變成農村呢？否則，將會出現多少空城、鬼城。要知道，僅僅一個房地產開發，就已經在全國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空城、鬼城了，就讓去庫存成為了經濟發展難題了。如果再建設3500個新城新區，那可就真的是空城遍地、鬼城遍布了。

我們并不反對農村人口需要轉移，農村勞動力需要在新的就業機會的大背景下，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建設一定數量的新城鎮，這是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也是提高城鎮化率的必經之路。但前提是，必須充分尊重客觀經濟規律，堅持量力而行、實事求是的原則，嚴格按照中國城鄉人口的數量以及發展趨勢，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而不是各拉各的調、各彈各的琴，一窩蜂地都在建新城新區。如果這樣，城鎮化建設將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一場災難。

在目前經濟發展、特別是經濟實力尚沒有達到可以隨心所欲搞建設的情況下，任何一項城市規劃的制定，都必須充分考慮需要與可能，考慮地區平衡、全國布局合理，尤其不能脫離實際再搞大拆大建。因為，前一輪大拆大建留下的后遺癥，尤其是政府負債，還不知消化到何時。如果再進行如此大規模的新城新區建設，政府不僅沒有能力建設，而且會造成新一輪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

事實上，按照目前的經濟條件以及農村居民對待城市生活的態度，城鎮化建設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應當穩步推進。別的不說，農民進城后干什么，就會成為今后城鎮化建設中需要面對的最大難題。畢竟，按照多數農民的技能水平和生活習慣，是很難適應城市生活的，也是無法很快成為城市居民的。更何況，新城新區的產業如何定位，是否能夠容納足夠的就業，也是一大難題。

也正因為如此，面對各地掀起的新城新區建設風潮，決策必須高度重視與關注，嚴格按照全國一盤棋的要求，對各地的新城新區規劃進行約束與把關。凡是不具備條件或暫時不需要建設的一定要控制其建設。即便建設，也要控制好建設規劃、控制好投資總量。特別是那些經濟實力不強、沒有條件吸引人員進城、產業提供能力不強、配套設施難以滿足的地方，更要嚴格把關、嚴加控制。

【3500個新城的規劃“大坑”，本質上是以巨大投入提供了無效供給。這非常具象地表明了以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

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鎮擴容的情況下，一些中小城鎮紛紛提出2020年、2030年的人口倍增目標。國務院有關部門數據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以上新城新區超過3500個，規劃人口達34億，足以容納全世界近一半人口。

容納34億人的城建規劃，注定是一個永遠填不滿的“大坑”。按照“十三五”規劃綱要，到2020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達45%。目前的戶籍城鎮化率為39.9%，要在未來實現45%的城鎮化率，大約增加1億人的住房需求。即使把非城鎮戶籍的常住人口全部視作有購買力并有強烈進城意愿的購房群體，能容納4億人的新城規劃也已足夠。與之相比，能裝得下半數地球人的新城新區規劃，顯然出現了嚴重的供需錯配。

這是怎么發生的？把新型城鎮化、人的城鎮化簡單等同于土地開發建設是主要原因。提高城鎮化率的戰略規劃，被有意無意地當作了大規模建城的令旗，而不少地方本來就有按捺不住的土地開發沖動。以城鎮化為名重塑城市面貌，不僅意味著看得到的政績和GDP增長，在一定程度上還意味著增加地方升格的機會。如果城鎮規模擴大，管理繁重，地方升格的可能性就會大大增加。由此也不難理解一些地方規劃部門負責人的直言不諱：“重要的任務就是搶人?！边^多考慮城鎮化可能帶來的利益前景，而不是注重城鎮化進程中公眾權利關系的調整，新型城鎮化就很容易走向“土地的硬化”這條老路上。

另一個原因是，城鎮建設規劃是涉及土地制度完善、社保體系改革、央地事權分置等更深層次的命題，而這些命題尚在解決半途。新城新區瞄準的增量人口其實就是進城農村轉移人口，其原有土地權益能否得到保障和銜接，進城后社會保障能否跟上，都還在探索當中。而隨著房地產市場調控權下移，央地事權如何分配最有利于三四線城市房地產去庫存，同時擴大對新市民的住房供應能力，也需跟隨實踐調整。在這種情況下，對地方城建規劃缺少有效的宏觀管理。

對于這樣過于離譜的規劃，糾錯以減少浪費是必然的。事實上，相關的管理機制并不是沒有。今年2月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制定城市總體規劃要依法而行，要走本級政府編制、社會公眾參與、同級人大常委會審議、上級政府審批的程序；要實現規劃督察全覆蓋，等等。試問，3500個新城規劃，有多少走了相關程序？

3500個新城的規劃“大坑”，本質上是以巨大投入提供了無效供給。這非常具象地表明了以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為目標的供給側改革的重要性。否則，類似的“大坑”還會出現。

【如何看待今天城市房產的存量負擔？就像我國當年成功地將“人口負擔”變為“人口紅利”一樣，“存量負擔”亦可以變為“存量紅利”】

這幾天，一則2014年初就曾爆出的“全國規劃新城新區將裝下34億人”的舊聞，再次成為輿論熱點。媒體報道援引的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5月，全國縣及縣以上的新城新區有3500多個，這些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到34億。這意味著，可以把一半地球人都裝進來，的確聳人聽聞。

這一數字是怎么得來的呢？我國對于規劃用地有1萬人/平方公里的標準，一般可由規劃用地規模倒推出人口規模。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算法只適用于“建設區”規劃。而對于大多屬于“政策區”的新區來說，并不適用。如果混淆“建設區”和“政策區”，那么占地1.68萬平方公里的北京市，規劃人口將要達到1.68億，這顯然不符合事實。從這個角度，新城新區規劃人口達到34億之所以可能是“神仙數”，原因也在于此。

雖然“34億人舊聞”的命題不真，但它再次引發的輿論關注，還是提醒我們要關注城市發展中的真問題。我們都知道，過去的20多年，中國城市的發展一定程度上依賴于土地財政，它對緩解地方財力不足、公共品供給融資難，創造就業機會和提升城鎮化水平等，都曾有不小的促進作用。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土地財政在缺少必要制度約束的情況下，手段往往成了目的，不僅不利于優化經濟結構，還加大了金融風險、透支了未來收益。從2015年的統計數據來看，全國城市存量房產創歷史新高，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創歷史新低，作為曾經的制度創新的土地財政亟待轉型。

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大規模的“造城運動”恐怕已經難以持續——這也是“34億人舊聞”引發公眾焦慮的原因，人們意識到了盲目“造城”增量變存量的后果。

習近平總書記講“問題意識”，“有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在中國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認清真問題，解決真問題，才能帶來真正的變革發展。如何看待今天城市房產的存量負擔？就像我國當年成功地將“人口負擔”變為“人口紅利”一樣，“存量負擔”亦可以變為“存量紅利”。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就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而隨后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更是為城市建設進行了頂層設計，提出了盤活存量、緊湊集約、高效綠色等發展目標。

可以說，未來中國的城市發展，不是大干快上，而是深耕挖潛；不是圈地蓋樓賣房，而是盤活存量。通過盤活存量，為城市居民提供更高品質的城市空間，進而為居民增加生活便利、提升生活品質、創造消費條件。換句話說，今天的城市居民，不是沒有更豐富的生活需求，而是缺乏這些新需求的載體。為什么上海的迪士尼生意如此紅火？為什么北京的798藝術區游人如織？為什么一些城市的健身場所、文化藝術區開一個火一個？原因就在于此。今年5月印發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土地利用總體規劃（2015—2020年）》之所以提出，要通過建設用地“減量瘦身”，倒逼城市功能提升，原則上新增建設用地嚴控，鼓勵存量轉化、存量挖潛，不宜再進行高強度大規模建設，原因也在于此。

目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超過56%，相比改革開放之初不足20%的城鎮化率，有了巨大進步。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率在30%到70%之間是城市快速發展階段。目前我們的城市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同樣的問題。發展的問題要在發展中解決，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經歷中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通過“框定總量、限定容量、盤活存量、做優增量、提高質量”，實現城市新舊發展動力的轉換，真正實現以人為本、以經濟規律為基礎、以促進發展為目標的城市發展。這既是城市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